詹姆斯·納希微出生於紐約，成長于60年代，越南戰爭和美國民權運動對他影響至深，“我們的政府説的是一回事，照片説的是另外一回事，我相信照片”。他認為，是照片激發了美國人對戰爭和種族主義的反抗，它不僅記錄歷史，而且改變歷史，“當照片變成集體意識的一部分，意識演化為良心，變化不僅變得可能，而且不可避免”。在這種理想主義的支援下，大學畢業後，他自學攝影，當過船員、卡車司機、新聞助理，直到1980年，才正式作為一名自由攝影師獨立工作。他追隨的是羅伯特·卡帕的傳統——“一個故事不一定要兜售什麼，同時也是給予。”他獲得過5次羅伯特·卡帕金獎。
作為當代最有影響力的戰地攝影師之一，納希微一生走過大半個地球，南愛爾蘭、朝鮮、阿富汗、盧安達、南非、波斯尼亞、車臣、耶路撒冷、科索沃……見過這個世界無數恐怖悲慘的人和事。戰爭、貧窮、饑餓、毀滅、死亡，他的鏡頭為這些抽象名詞賦予一張張具體的、飽受摧殘的面孔，讓人窺見苦難中千瘡百孔的靈魂。“我是一個見證者，這些照片是我的證詞。”他説，“我所記錄的，不應遺忘，永不該重復。”
也許是多年的戰地攝影經歷，使他變成一個十分沉默的人，極少有笑容，顯得過分嚴肅。在罕見的發言場合，他的聲音低沉、緩慢而平靜，幾乎沒有起伏，仿佛只是在陳述一個事實，無論這個事實如何地慘烈辛酸。他的克制使他看上去像一個禁欲者，但他的憤怒、挫折、悲哀和懷疑都傾注在照片裏，尤其是憤怒。“多年的戰地攝影師生涯裏，我學到的最重要的一課是如何處理憤怒，把憤怒轉化為一種能清晰視野的能量，而不是遮蔽我的視線。”80年代末期，他前往蘇丹拍攝當地的大饑荒，《生活》雜誌給了他一台錄音機，讓他在每天工作結束後錄下自己的感受，作為照片的圖説。他拍回了很好的照片，但磁帶卻是空的。因為他害怕談論自己的體驗，哪怕是對著一台錄音機，也會消解他的憤怒，他需要憤怒使他的照片尖銳。他的照片因此具有一種強大的力量，將人拉入現實的深處，恢復對苦難的感知力和同情心，開始關心那些比他們更大、更重要的東西。
拍攝TB，與拍攝戰爭、饑荒的理由是一樣的——記錄那些不應被遺忘、被遮蔽的真相，記錄人性的掙扎，喚起人們在情感、智力、道德上的回應，並付諸行動。當重大的悲劇發生時，人們是願意知道的，而且希望能做些什麼，幫助改變那些身處不幸與不公正中的人的命運，這是他一直深信不疑的。
詹姆斯·納希微第一次對TB感興趣是在2000年，《時代》週刊派他前往南非拍攝艾滋病專題，他發現艾滋病總是與TB並行，因為艾滋病患者的免疫系統非常脆弱，極易受到TB病菌的感染，而且在感染之後，無法表現出可識別的症狀，比如咳嗽、肺部陰影，血液中也難以檢測，因此十分棘手。
事實上，極端耐藥性結核病最早引起醫學界的關注，正是源於2006年發生在南非祖魯蘭德一所教會醫院的一場流行病。醫生發現544名TB病人中有221人對一線抗TB藥物産生耐藥性，轉變成多重耐藥性結核病，即MDR-TD，不久，這些病人中又有53人發展為極端耐藥性結核病，即XDR-TB，能耐受全部7種抗結核藥物，包括全部一線藥物以及幾種二線藥物，而且全部HIV陽性。在不到一個月時間裏，53人中的52人死亡。
不像HIV病毒，TB病菌本是可預防、可治療的。通過第一線抗生素藥物，比如利福平和異煙肼，只需6～8個月的時間，普通的TB病例是很容易治愈的。但在此期間，如果療程中斷或者不能有效管理，就可能出現耐藥性，變異成MDR-TB，必須改用二線藥物治療，如喹諾酮、卡那黴素、捲曲黴素或者阿米卡星，服藥過程更加繁瑣，並伴有危險而痛苦的副作用，時間更可長達兩年。對病人來説，每天的服藥過程都是巨大的折磨。如果中途放棄或者出了差錯，病菌繼續對二線藥物産生耐藥性，則變異成XDR-TB，不僅治療成本極其昂貴，而且基本上無藥可救，因為根本就沒有三線藥物。
作為人類已知的最古老、最致命的疾病之一，關於TB最早的證據可以追溯到古埃及的木乃伊。科學家估計，過去400年，TB在全球範圍內殺死了20億人，更多的人因它而殘疾、失明。1945年，鏈黴素的問世使TB不再是不治之症。此後，利福平、異煙肼等抗生素藥物的相繼合成，令全球TB患者的人數大幅減少。一度人們甚至以為TB已被消滅，但事實並非如此。近幾年，隨著艾滋病在全球蔓延，一些國家的衛生系統太久忽略了TB的威脅，TB在世界各地死灰複燃，非洲、俄羅斯、中國、印度……它是典型的“窮人病”，絕大部分發生在發展中國家，尤其是貧困的城鎮和鄉村。在南非，TB與艾滋病密切相關;在俄羅斯，TB的高發則與經濟衰退和政治動蕩相連，很多人感染TB，是因為他們的免疫系統被藥物、酒精和糟糕的營養狀態拖垮。更值得警惕的是，TB變異出了更加強大而致命的耐藥性結核病菌株——MDR-TB和XDR-TB，尤其是後者，萬一失去控制，將是對公共衛生的嚴峻威脅。
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目前全球範圍內有50萬MDR-TB病例，其中15%～20%可能是XDR-TB，49個國家報道過這種病例。XDR-TB經過變異之後，不僅異常強大頑固，而且很難診斷——TB可以在一天之內得到診斷，而XDR-TB要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並且需要昂貴儀器設備和專業人員。
“我們還在否認，問題有多嚴重，以及還會變得多嚴重。”哈佛醫學院的社會醫學部主任吉姆·金説，“我們又回到了TB的前抗生素時代。我們太害怕回到那個起點，但我們已經在那裏了。”
30年暴露在危險與衝突、痛苦與絕望、暴力與混亂中，需要有強大的內心力量，才能免於變得憤世嫉俗、消極遁世。納希微受過五六次傷，感染過可怕的疾病，但內心始終堅守著一種怪異的樂觀主義。他的照片中，無論處於怎樣的苦難，總能看到一種生之亮色，人與人之間善意的安撫、溫柔的觸摸，絕境中生存的勇氣。他始終堅信照片有改變世界的力量——攝影是一種介入，它能喚醒公眾意識，造成公眾輿論，最終付諸行動。從這個角度而言，他的照片對TB是一次及時的介入——在他的照片公佈不久，美國總統競選人麥凱恩和奧巴馬都宣佈了各自對抗TB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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