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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南溟：我寫過一篇文章《無邊界的美術學院》，我們如果把藝術擴大化以後，用這樣一種方法訓練學生，至少他在進入大眾傳播領域會成為發現社會問題的攝影記者。假如説我們美院培養出這樣一種有眼光聚焦社會問題的新聞記者，對社會來説也是一件大好事情，所以美院，尤其在現在轉型的時期，也許我這樣一種姿態是過於激進，過於把藝術要消除掉，但是我們回頭想，假如我們真的在藝術裏面找回了前衛藝術的核心批判性與政治性的話，我們其實是把前衛藝術往前推動了一次，它不是説沒有藝術，而是説藝術找回了它自己本來就應該有的屬性，只不過藝術在藝術的既定概念下面，它真正有的精神給弱化了。我們關於什麼是藝術，在今天來説，假如藝術離我們人的思考越來越遠的話，藝術僅僅是視覺上的愉悅的話，不要説專業界，老百姓肯定也會覺得很無聊，我經常倒過來想，那個《小手印》的圖片引起這麼大的反響，而藝術家做的這個圖片，看了以後都是一頭霧水，我們很難説老百姓的鑒賞能力，他們的認識程度，肯定要反思我們藝術家本身，假如説一個藝術家在今天能用一種公共話題來建構自己的作品核心的話，確實他不是當代藝術，他是現代藝術。從我本人來講，我不願意糾纏藝術這個概念，看我們有多少值得做的公共話題值得我們去做，假如説把它做出來，不把它看成藝術，我覺得也可以。因為現代主義宣佈藝術死亡，後現代藝術又宣佈現代藝術死亡，幹嘛我們不能宣佈當代藝術也死亡了。假如這個藝術變成大家無關痛癢的話，讓它再死亡一次有什麼不好，這也是藝術史裏面的激進姿態，其實也不可能，藝術依然會延續，我一直會反過來想，千萬不要用藝術概念去阻礙藝術的發展，後現代有一個最大的價值，它是從可能性開始來認識這個事務，它整個運作模式，不是現有標準，而是倒過來，先讓你出場，至於好不好以後再説，還沒有出來，怎麼知道好不好，或者你不讓他的作品展覽，你怎麼知道它不是藝術。你為什麼説這不是藝術，是不是藝術由美術館先把它做出來，然後討論，這就是我們後現代之後的特徵，不要扼殺這種可能成為真理的一種潛在的力量，這就是自由社會中的自由和繁榮。所以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一直在這方面爭論不休，保守主義質疑自由主義道德敗壞，沒有標準。我們今天回過頭來講給人類帶來美好的進程的，他可能更多還是依賴自由主義，保守主義會認為同性戀這個問題是人類道德的敗壞，自由主義會認為同性戀是自由的選擇，開放同性戀還是自由主義。
這個也是藝術的道理，其實我們今天的社會已經完全融合在一個民主社會裏。我們認為藝術應該是朝著這個方向發展的，我們也可以按照人文主義的標準，就是藝術是表達內心情感，藝術是審美，但我們換一種標準，藝術就發生了更大的變化，關鍵在於我們首先是標準的多樣化，以及藝術的轉型要真正體現它的價值，這是最重要的背景。當代美術也是討論社會問題的場所，也是從這個角度出發，不僅僅是審美，當代美術館同樣也是討論社會問題的場所，這是我一直強調的。當代藝術是為了討論社會問題的，美術學院的教學要引入社會科學教學，要讓學生培養發現問題，分析問題的能力，這樣的作品才能從個人的內心，人文的激情轉換到社會觀察，否則轉換不過去的。比如説當代批評，有很多作品是不能用人文主義批評模式的，它肯定要用政治學方法批評，用法學方法批評。所以兩個關鍵詞在我的系統裏面區分得清清楚楚，一個是中國符號，這是我反對的。還有一個是中國問題情境，這是我主張。中國符號是一個中國的標誌與表像，就像讓西方人一看這是中國的，問題情境是中國正在發生的，討論的現象，這兩種方法，對西方人來説，解讀起來是非常困難的，西方人解讀中國符號容易，解讀中國真正的問題其實很難，使得中國符號的作品在西方廣泛被展覽和收藏。如果西方人不是生活在中國，就是你出國十年，你再看中國的當代藝術，一樣也不會有一種真切感。所以我一直主張中國的評論家、中國藝術家跟中國當代站在一起，你到西方去，喝了西方的洋酒，你再到中國來，以為你能鑒賞中國的當代藝術，這完全不可能。我經常會用一些詞，比如搭著中國的脈搏工作，你要跟中國的脈搏一起跳動，搭不到中國的脈搏，你做出來的研究就有問題，中國問題情境是取代中國符號的。所以有些人把我的概念都沒有搞明白，為什麼我一直非常惱怒，就是這個原因，沒有讀懂我的文章就亂來點評我，我主張藝術評論先從中國問題情境出發，我們看一個藝術作品，我們怎麼做，先把它看成是一個問題情境，其實就不能只要中文做作品，最難的是發現中國問題，不懂漢語，不會做中文的老外也知道這是中文，但是你要真正發現中國的問題，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每天都在變化，問題層出不窮。假如説中國藝術家對自己所處環境視而不見，這個就是藝術家的問題，是中國的公民教育出問題了，他沒有把每個人作為公民是社會運作系統裏面的其中一個政治力量，也許到今天為止，我可以説我依然是藝術領域的解構主義者，就是不斷要突破藝術與非藝術的定義。我希望成為一個新的藝術領域建構者，我也希望後面還有再次對已經成為定義的那種藝術進行不停的批判。所以我們現在不需要擔心，有一次有人向德里達提問，這個例子可以用在我身上，解構以後怎麼辦，德里達回答：首先要解構。如果有人問：全部是批評性藝術怎麼辦?我的回答是一樣的，現在批評性藝術剛開始，等這個藝術氾濫了以後我們再討論，我們不要超前討論還沒有發生的問題。事實上我從九十年代開始就關注藝術轉型，那時候我用一個政治學的概念來做評論，我一個人堅持這麼多年。後來我看了一個漢斯·哈克的對話，由於他經常做一些社會作品，經常闖禍，有一次還因為作品打官司，他的作品一般小機構不敢接納，因為怕惹麻煩。所以我們倒過來講，針對社會問題越強的作品，我們不要害怕它氾濫，對於一個藝術家來講是非常艱難的一個過程，我們的宣傳不能讓這樣帶有批評的聲音發展到今天依然是常識性的，擔心社會問題的作品氾濫的沒有必要。假如説真的氾濫了還是值得慶倖的事情，因為這是政治學的攝影，也是藝術的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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