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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的“魔岩”大家庭
王小峰：“魔岩”顛覆了內地審美也誇大了市場
受訪人介紹：王小峰，《三聯生活週刊》主筆，在內地、香港和日本各類報刊上發表音樂類評論、訪談、隨筆等文章近60余萬字。
在90年代初期，對音樂並沒有形成一個市場化概念的內地，實際上對音像製品的需求量非常龐大。普通的歌手可以保證自己銷量在50、60萬張，而稍優秀的歌手則能達到80萬張乃至更多的好成績，因此在當時的唱片業並不需要在宣傳上計劃費用，花，也是白花。王小峰真真切切地經歷了那個時代，他看到了從磁帶到CD的輝煌戰績，也看到了整個市場的經濟復蘇，音樂上的商業流程刺激了經濟增長，同時也促進了中國搖滾樂的發展。
“當時因為崔健的出現，港臺開始關注內地的搖滾樂，他們很震撼，因為他們那裏從來沒有這樣的音樂。”王小峰犀利地指出魔岩産生時台灣和內地的文化背景，“內地的聽眾則是習慣去聽港臺的歌曲，可90年代時已經開始出現台灣歌曲和內地歌曲的差別。必須承認當時內地的流行歌曲創作確實不如別人，但內地這個未開發的市場又急於要做，於是90年代初期，香港的大地唱片成為內地第一家唱片公司。”唱片公司的出現無疑是對以前所有的音像出版社套路進行了否定，國際音像、中國旅遊音像等唱片發行公司漸漸被唱片公司食物鏈掉。王小峰告訴筆者，“台灣做了一個非常好的模式，他們過來發現了這個唱片界的不規範。於是他們過來挑選一些好的歌手來製作唱片，這個製作流程當然包括前期宣傳、錄音、後期推廣。他們做這個宣傳，他們知道怎麼做。”為了詮釋當時那種所謂的“不規範”，王小峰舉例説，“音像出版社有一角色叫責任編輯，他們那時候定好一個選題（如同現在雜誌編輯定好選題操作文章一樣），然後找一些歌手圍繞這個選題進行錄音，然後一次性付完酬勞，從此再無瓜葛。”而台灣發現了內地這些唱片業的不規範，於是他們要來挑選一些好歌手做。
首先做起這件事情的就是魔岩。魔岩選擇的口味和標準也全然顛覆了內地之前的審美，從一開始的唐朝、黑豹，再到魔岩三傑。一時間，中國搖滾樂被推到金字塔頂，一個個熠熠發光的名字炫耀在歷史的舞臺上。“在做‘中國火’的時候，魔岩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推廣，然後促銷。實際上他們在做這個事情的時候內地已經知道怎麼做了，但內地不知道如何宣傳，缺乏這方面的經驗，所以當時魔岩將‘中國火’做的很火。這其實就是商業，而所有的商業宣傳都是噱頭，台灣找到了一個很符合媒體宣傳的計劃，推廣的案子必然就會成功。”
可是好景不長，時代變遷，音樂刺激了經濟飛速發展，也會刺激其他産業的發展，比如盜版。
隨著90年代的盜版出現，內地唱片市場在從前的操作模式不再受用。魔岩如此鼎盛的推廣效應為何最終又走向了沒落？王小峰從發展的市場説道，“不管是什麼樣的投資商，如果投入一百萬，回來十萬，這就是賠，那麼沒有人會一直這麼投下去。實際上，搖滾誇大了很多東西，並且這讓人相信這個不存在的結果。何勇就是典型，他相信了這個結果，他覺得自己走到哪都能被人認出來，到哪都放他的歌，認為自己的音樂非常暢銷，應該像王菲一樣，但這是商業，必須要遵守規則。因為我當時也幫他們做過這些宣傳，實際上，他們的三盤磁帶，每個人的量都差不多是十五萬盤，當時就是一個這樣的市場。”王小峰説，在中國，崔健是一個特例，此外，黑豹因為當時有很多盜版，無法計算的銷量讓他們成為中國搖滾樂的兩個例外。也就是説，其他的基本都是小眾，放入市場，加上盜版的影響，也只能收穫20、30多萬盤的成績。
1992年，中國才開始走上市場經濟道路，轉變就從這時候開始。過去是計劃型的市場生産，由於國家制度的轉變，開始轉為市場型，唱片的生産量不再以固定量做，而是以市場估算決定。王小峰認為，這時候人們開始進入一個癲癇的市場經濟時期，“中國從開始有唱片公司到現在，從來都沒有一個好環境。在當時，所有的來保護唱片業發展的條件沒有，中國的著作權法90年才開始頒布，在如何執行這個著作權法的細則，如何保護這方面就跟沒有一樣。”中國人都喜歡佔小便宜，能花2塊錢買盜版，絕不花20塊錢買正版，無論如何，這樣一些人對這個環境都起到了一定的破壞作用。我們的時代直到網際網路出現，盜版更是到達了最高峰。“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他們都沒有市場概念。80年代從事唱片業的工作者，他們腦子裏都是計劃公司，他們並不懂市場；然後到新的一批人，當他們知道怎麼往市場做的時候，他們又沒有操作經驗，就是他們有這種意識的時候但苦於沒有經驗，不知道怎麼做。等他們慢慢學會了去總結這個經驗，同時也準備做流行樂的時候又趕上了網際網路。所以從80年代到現在，中國音樂這一路走得非常艱辛，在我看來，是沒有什麼唱片業可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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