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孫紹振
石虎先生，以畫師之尊，倡議漢詩『字思維』之説，初聞並置美學，即感震驚，又似猛省。及讀先生之文，神思飛越，瀟灑飄逸。恍兮惚兮，似幻似真，壺奧迷蒙，筆意淋漓，其浩然之氣中有鏡花水月，玲瓏湊泊之妙，文外之旨，韻外之致，如奇峰橫空出世，如天馬之行空淩虛，其形而上者，于不可言處見精神；其形而下者，于不可説處見功力。
先生厭言西哲，然先生之畫，熔中外于一爐，化前衛與傳統于尺幅之間。筆走龍蛇，意蘊玄機，神不為形拘，形不為物役。筆墨線條色塊猝然遇合，偶然之處有必然，神與物遊，在有心與無意之間，雖先生重操筆墨，似亦不能復得也。
先生有大氣魄，大手筆，大喜大悲，大起大落，發于其畫，仰之者遍及海內外，然于其文，似禪非禪，似道非道，其大徹大悟，大勇大識，則驚者與疑者甚 。蓋與五四以來詩論家比之，其才以神韻奪人，而不以理氣取勝，雖亞裏士多德之邏輯亦難以羈勒，故不當以學院文章讀之。不與西方語文相較，不與先生之詩作互文闡釋，不能與先生神會也。
僻居海隅，幸得先生近作《石虎詩抄》，展讀之，撫愛之，沉思之，時有醍醐灌頂之樂，時遭當頭棒喝之惑。間有所悟，忽有所疑，于不求甚解處，似有頓悟，此讀書之真快樂也。
『字思維』之説，與五四以來輸入的語言學，似有迎頭相撞之勢。目前已經成為共識的語言學原理確認語言是一種聲音符號，語言乃是思維的根本。人類與動物的區別以馬克思的原理而言，乃是能夠製造工具，而且能有目的地勞動。這個學説，代表了一個時代的水準，但是，並不完美。我曾經看到一個材料，説是有海龜類動物，佯仰于海底或礁石，待有貝殼類來俯者，乃以蹼取石擊而食之。後來的語言學説則主張，人與動物最根本的區別，乃是人類有語言作象徵符號交流思想情感。其實，這個説法也可能是不完善的。文獻記載，孔門弟子公冶長能解鳥語，且猿啼蟲鳴，其悲歡哀樂，雖不如人心之精緻，然聲息之溝通，有目共睹。
歐洲人、印度人，語同源，屬印歐語系，其語言複雜在聲音之變。名詞有性數格之變，俄語名詞多到六格，德語則有四格，且有陰陽性、單複數；動詞有人稱時態之分，語氣有真實與虛擬之別，其奧妙皆在語音形態之間，其名詞之前綴，冠詞之陰性、陽性，動詞之過去未來、進行完成，皆有法度，而法度皆依語音之微妙變幻為統一整體，不得有絲毫齟齬。
文字不過是記錄聲音之符號而已。
文臣屬於聲，字可以改，而聲不可亂也。
西人語言，除歷史遺留之音形脫節少數例外，文字皆賴聲音而存，以聲音為生命，而以何種文字符號為記，與聲音無涉。故同為斯拉伕人，波蘭、捷克、塞爾維亞人以拉丁字母為文，而俄語則從教會斯拉伕文字轉化為現代俄語文字，未見其語言之民族特性有所窒息。同屬日耳曼語族，英語、德語，與屬拉丁語之法語、義大利語、西班牙語、羅馬尼亞語等，並取拉丁字母為文，亦不見其有礙于思維之精密。然吾漢語則不然，聲與文混為一體，微妙盡在筆畫之間，一點、一鉤之異，音義盡殊，筆畫與語義，如氣與氧化合為水，不可分割。
五四先賢不察於此，以西文準則推之，誤以為水乳分離，唾手可得，遂有保聲易文之説，發出廢除漢字之豪言。此後漢字拉丁化之論，不絕於耳，魯迅浩嘆童稚識字之難，毛澤東為普及文化計，皆有意于漢字改革。五十年代有文字改革政府機構之設，漢字拉丁化之議，遂從學術自由探討，幾成行政規範，大雅學人皆望風而從，獨北京大學唐蘭教授力排眾議，雖陷於孤立，然八十年來之實踐，終於證明，漢字不能為拼音所代替，只留下《中文拼音方案》，與軍閥時代之《國語注音符號》，統一語音則可，改革漢字則難於行蜀道。歷史不可抗拒，人力無法回天。
原因何在？
拉丁、斯拉伕、日耳曼人語多音節，聲音多變幻之空間，時態、性、數、格借多變而不致雷同，于不同處求其語法、詞法之從屬性統一，于細微處曲盡其妙。語言如此，思維亦然，故古希臘亞裏士多德之邏輯學有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其核心乃同一律，矛盾、排中不過是防止違反同一律的規範。故西人之思密，呈線性。而吾漢人若單憑語音則易滋混淆。漢語之音雖從單音發展到雙音節為主，然其利用率，單音節仍有相當比重。漢人之思維，漢字之妙用，其筆畫常與繪畫通，所謂書畫同源，毛筆性能，剛柔相濟，書畫皆可勝任，而西人鵝毛與刷子異曲不能同工也。故中國畫家言，妙在“疏可走馬，密不透風”，其實文意何嘗有異？可實，可玄，水乳交融，可意會不可言傳，心領神會，心照不宣，言不盡意，意在言外，言有竟而意無窮，“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不賴漢字之形則不能達意。
西人原始文字本為象形，或象物形，或象人形，後形與意脫離，轉化為拼音字母；我漢字始亦象形，形之圖式化符號化組合，形與聲呈浮動性組合，形聲會意，變幻無窮。惟其“會意”，乃有大自由。
先生不為漢字形而下之表面現象所拘，強調字象非物象，字象與物象皆有“形意義廣延”，起初不僅始於物，且發於心，其止亦不止于物，而終於道。（《字象篇》）。從這個意義上，先生提出：“字像是漢字的靈魂”，“是一個大於認知的世界”，其廣延的心理自由使得感性字象具有思維功能。故漢字可以綜合音象、物象，達于抽象而不脫離形象，蘊于形象而昇華為抽象。文從語始，音不盡用，漢人即便口語交談，亦難以脫離文字，其語音之 格難通處，常伴以字形之解釋。人名、路名，僅憑字音往往難以溝通，必以偏旁筆劃相告。若非語言學家，讀白字滔滔者天下皆是，其于為文，每每文采華瞻，錦貝燦然。用之為文者，常難以誦之於口也。故西人之imagism，五四時期胡適譯為“影象派”，流於表成之感覺，差之毫釐，謬之千里，日後為“意象派”所代替。其原因在於，象中有意，象中有聲，二象盡在字中。西方詩論家所説的“意象思維”，與先生所説“字思維”，遙遙相對，息息相通。
然先生強調漢人不同於西人之處，乃在文字之超越語音，在西人以心中有意象即足矣，而在中國非文字不足以正其果。故先生曰：字象思維是“絕對的”，而字音與字意僅僅是字象的“外部屬性”。（《論字思維》）此言雖有絕對化之嫌，然于漢字之特質，尤其是其超越聲音的“非言説性”，有切中肯棨之妙。
先生主張之精髓，不完全在單個之文字，且在字與字之間。
爾木貞貞 樸樸不音 勻勻迭面 帆語舟心 有女名蝶 月樂舞鄉 手扇之邀 應而魂惶 魅盼仙娜 風沁火襲 若朵晴丹 倩魂永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