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美術奠基人系列•徐悲鴻》學術研討會
主持人：各位尊敬的老師，還有各位媒體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炎黃藝術館借中央美術學院的寶地舉辦徐悲鴻學術研討會，非常感謝大家的光臨，現在我們請潘院長來講話。
潘公凱院長：各位專家，各位朋友，大家好！徐悲鴻先生的藝術研討會在我們美術學院召開，我非常高興，這也是理所應當的事，因為徐先生是我們中央美術學院最早的院長，中央美術學院的整個建立和發展，跟他有密切的不可分割的關係。那麼而且我覺得在我們今天探討徐悲鴻先生的生平，他的主張，包括他的藝術和他的教學，對於我們當下的中國美術界仍然有著重要的意義。今年是我們建國六十週年，那麼對於徐先生的研討，我覺得正好也跟六十週年的共和國的歷史有著一種密切的深層次的關係。在前些年有一些不同的意見，覺得寫實主義，現實主義的這樣一種在美術界的作為主流的一種形態跟徐先生有關。因此，在五六十年代，也有些比較激進的理論家們，就批評徐先生在這個方面影響得太大，使得我們國家的美術發展怎麼怎麼樣。但是在我看來，這種批評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我們把它放到二十世紀，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民族走向獨立自強的這樣的巨大的歷史背景來看的話，我覺得這種看法可能就失之偏頗和簡單。
我覺得徐先生他之所以在中央美術學院，就是當時的北平藝專，他在創建和後期的發展當中有這麼大的影響，其實並不是他一個人的意志，也不是他一個人想怎麼做，就能怎麼做。這是跟中國共産黨在五六十年代的文藝政策密切有關，而且是跟我們整個民族，從救亡圖存到獨立自強這樣一個整個歷史背景密切相關，並且是有著因果關係的。所以我們必須把徐悲鴻先生放到這個宏大的歷史當中，我們才能夠更好地把握對徐先生的評價和研究。我覺得徐先生在美術界，甚至在整個文藝界，都代表著一個二十世紀中國正直的知識分子，企圖用自己的學術，或者説手中的這點手藝，對國家的救亡圖存和獨立自強做出自己的貢獻。我覺得徐先生代表了中國二十世紀早期到中期的這一代知識分子，他有很強的社會責任感，把我們國家的美術事業，把中央美術學院的發展看成是他自己的事業，他真誠地按照他的理解，按照他認為正確的做法去做，一個藝術家有他自己的學術觀點，有他自己的風格傾向，在我看來這是再自然不過了，是完全正常的、自然的，是理所應當的。那麼他的這種藝術追求恰好吻合了當時我們國家、我們黨的文藝政策，正好吻合了當時的時代潮流的需要，所以他就成為在當時美術界的一個比較重要的代表人物，或者説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我為什麼要説他是之一呢？因為當時徐悲鴻先生在美術界還不是完全一個人説了算的，如果我們回顧那段歷史的話，當時還有軍代表，還有黨委，還有很多來自於比如説是老區的，或者是來自於解放區的其他的同志。説得更細一點，我想徐先生在當時恐怕還是受到一定的牽制，我想，實事求是地説。那麼徐先生他的藝術觀，他對於美術教育的主張，在當時在藝術家這個隊伍當中，他是最符合我們黨和國家的人民政策的。比較一下，林風眠就跟徐悲鴻先生不一樣，他的社會關注度就小一點，他的影響個人化一點。所以林風眠先生在五十年代中期就離開了美術教育崗位，因為他的學生被打為新派化小集團。他很害怕，就不敢來上課，他走的一條是現代主義的一種繪畫語言，在當時五十年代的社會環境當中，跟黨的文藝政策相距比較遠。那麼就是不同的藝術家不同的藝術取向，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就有不同的境遇，所以這個問題我覺得我們要把這些藝術家放到當時的大的歷史背景當中來看。不僅要把他放到當時的文藝政策的這樣的背景當中來看，還要放到一個更大的二十世紀的背景當中來看，就是這些文藝政策的産生，也是有它的社會背景和政治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