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印本的成本研究
要研究明清書籍價格，依賴有限的書價資料是極為不夠的。書籍作為一種商品，在當時的價格體系中的價位是怎樣的，必須對書籍印刷成本進行客觀考察。對明清刊本的成本作一概括性的估計有助於對書籍價格的宏觀了解。
雕版書印刷成本中比例最大的是刻工的雕刻費用和雕版木料、紙張的費用。為了估計晚明時期書籍的相對價格，我們先來看有關開支的花費。雕版印刷中最重要的材料就是木印板，在不同的木材中，最常用的是棗木和梨木。儘管明代書籍生産成本的分項記錄存世有限，但根據當時各類不同資料中的物價數據，我們仍然可以建立一個各種雕板的價格表⑦。每板價格0.1—0.4兩銀的棗木無疑是價格最高的優質木材。相比之下，梨木板的價格就低得多，一般尺寸的梨木，每板只需0.03兩銀。一般來説，一個刊字匠一天能刻100字，而一個熟練的刊字匠能刻150字⑧。每刻100字，一些印刷作坊就會付給刊字匠0.03兩銀，還有一些會付20文，相當於或接近0.02兩銀[11]558。毛晉付給他雇傭的刊字匠的工錢為每百字0.03兩，這已經算是刊字匠的高收入了⑨。但在一些極為少見的情況下，刊字匠的工錢可以達到每百字0.05兩銀⑩。可見，明末和清初刊字成本是從每百字0.02兩銀到0.05兩銀不等。
除刻工與刻板的費用之外，印刷書籍的成本中最重要的一項便是紙張。在不同的印刷用紙中，江西永豐出産的綿紙最好，也最貴，其次就是常山柬紙，最差的紙當屬福建和江西産的竹紙(連七紙和毛邊紙)[12]110。福建出産的竹紙價格最低，品質比較低劣。然而到了萬曆中期，福建的竹紙製造商對紙的持久性進行了很大的改良，改良後的竹紙為出版商紛紛採用，在17世紀中期時的價格為每百張0.026兩銀(11)。萬曆中期之後，印刷的書籍更多是用價廉物美的竹紙了。儘管胡應麟(1551—1602)對福建竹紙的品質多有貶斥，但在他所有的兩萬卷藏書中，卻有90%是用這種紙印的[13]57。17世紀20年代之後，幾乎已經沒有人用白綿紙來印書了(12)。毛晉刻印的書絕大部分用的也是竹紙[1]540。
對刻字、雕版、紙張成本予以估計後，我們來看看兩本刊本的費用記錄，由此或可進一步估計印刷書籍的大致成本。此舉並非要精確算出印刷這些書的成本的具體組成部分，這是十分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此只能確定一個大致的成本範圍，進而證明上述對明清時期書籍價格分析與估計的合理性。
1608年，杭州的地方士紳捐錢為當地地方官的貢獻建立祠堂，以示感激，記錄所有捐獻、花費和功名冊的文書後來被整理出版為《李公生祠紀義實錄》。印對聯和堂內匾額碑銘，加上580份文書的總開銷一共是6.72兩銀。這是一本單冊書，共24整頁[14]6-18。我們不知道印對聯和寫制堂內匾額碑銘的費用佔多少，但不妨高估成本，暫時把6.72兩銀都當做刊印580本冊子的成本來算。即使是這樣計算，每一本的成本僅僅是0.011兩銀而已。這裡的成本包括紙張(20本是綿紙，其餘560本是竹紙)、刊字(含工資和伙食)、12塊板、墨，以及刊刻、印刷和裝訂的勞動力。這份記錄將所有花費逐項列出：刊字匠(含工資和伙食)和木板2兩，印裝20份綿紙本0.24兩，印裝560份竹紙本4.48兩。其中第一項的2兩銀被進一步分成木板和刊字匠工資：0.36兩(每塊板0.03兩，共12塊)和1.64兩(兩面雕刻12塊板，每塊刻工0.136兩)。那麼每刻一面的平均刻字費用就是0.068兩銀。上面説刻字每百字的費用是0.02到0.05兩，這本書的刻字費應該是每百字0.02兩或稍低一些。如以0.02兩算，便是40字一頁。一塊版面的材料0.015兩，加上刻字費用0.068兩，是0.083兩。這個成本沒有包括紙的成本。
上面我們暫時把6.72兩都當做刊印580本冊子的成本來算，也即把那些與印製書籍成本無關的費用都算在裏面。即使是這樣計算，每一本的成本也不過是0.011兩銀。表3詳細計算了可知的分項成本比例、單印面的分項成本及其比例。各項成本之中花費最大的是紙張，佔70.2%，刻工費用24.4%，木板費用最低，只佔5.4%。如果連綿紙、竹紙一起算，每本的成本是0.0115兩。這裡沒有分開列出印墨和其他的小項雜費，但根據上面總開支、總印數580本的單位計算，這些費用所佔的比例是極小的，不足以影響對板、刻工、紙張的成本比例計算。
根據這些資料，我們可以得出幾個結論：第一，雕制24頁的書版，平均每面製版成本是0.083兩，其實這個成本實際上已經包括刷印的人工費用。刻字匠一般都能刷印，並沒有專門的刷印工人。刷印費用相對來説是非常少的，所以我們這裡不另外計算刷印的費用。這本24頁書的印版製作成本，不論用哪種紙，印多少本，製版成本是固定的2兩銀。雕制24頁，每頁的平均製作成本也是固定的0.083兩。第二，不同的紙和印量直接影響每一本書頁的製版平均成本。如果用綿紙，只印20本，每頁的製版成本是0.004 7兩;用竹紙，印560本，則每頁的製版成本是0.00045兩，綿紙的成本相當於竹紙的10.4倍。這個差距主要是數量所導致的。由於每本製版成本隨著印本數量的增加而下降，每一本的紙成本相對於製版的成本比例則向相反方向上升。當印刷20本時，單頁面的雕版成本是17.02%，刻工72.34%，紙的成本10.64%。但如果印刷560本，單面的雕版成本下降到6.67%，刻工減少到26.67%，而紙的成本卻大幅升至66.67%。也就是説，數量越大，越往後印的書，書的成本基本上只是買紙的開支，銷售的利潤不斷增加。第三，雕制單一版面的成本是0.083兩，而印刷量在500本以上的，每本24頁書的成本，竹紙是0.011兩，綿紙是0.015兩，綿紙與竹紙的差價只是0.004兩。
如果是在建陽、蘇州和南京印製單冊24頁類似的書的話，每一本的成本甚至會比0.011兩銀還要低，因為商業出版能夠發揮規模效應。如果用於商業銷售，並且假設獲利100%的話，一本24頁的書售價也只是0.022兩銀而已。然而，這個價格沒有包含運輸費用，而這一費用通常是在書店銷售的時候才被包含在最終售價中。即便是加上運費，一本50整頁的單冊書的售價大概也不會超過0.05兩銀，卻還能保持100%的獲利。
我們再看另外一個例子。“三教”(儒教、道教、佛教)創始人林兆恩的著作中有關於刻版成本的資訊。從1628年到1630年，南京中一堂的林兆恩的信奉者雇傭刊字匠刊刻了1500多塊板(正反面)，也即3000多頁，最終刻成了40卷的《林子全集》，刊刻的全部成本是300兩銀(13)。這一版本只用了1266塊木板，剩下的木板用來刻小冊子和功德簿。為了方便計算，我們總算1266塊板的成本，300兩減去38.84兩(根據上面梨板、刻工的每版費用，234板×2面×刻工、梨板0.083兩)，得261.16兩。1266板正反兩面雕刻，總共2532頁的內容，每一頁包括木板、刻工、紙張費用在內，平均成本約0.103兩銀，比上面杭州印的那部書的每頁製作成本0.083兩稍高。這是因為減去的38.84兩裏沒有減去紙的成本，因此，261.61兩已經是偏高的成本數據，用這個偏高的成本來計算2532頁的每頁成本，自然偏高。另外，0.103兩已經包括紙的成本，而0.083兩隻是梨板與刻工的費用。無論如何，兩書的每頁平均成本仍是非常接近的。
現在再根據該書的每頁刻字數和上文所得的刻字工資來核算該書每一頁的成本。該書書頁行款是9欄19字，字體採用匠體字。假設一頁都沒有空格的話，一共是171個字。如果每百字刻字費是最低的0.02兩，一整版342個字就耗費0.068兩。考慮到雕版本身的成本，根據上文雕版木料的估計，梨木每板0.03兩，那麼一塊板的材料單面的成本是0.015兩，加上刻字成本就是0.083兩。這個梨板加上刻工的成本估計，與上述1608年在杭州刻的功德書完全一樣。上文已述，這裡每一刻板成本的計算並不精確，而杭州的刊本與《林子全集》的成本計算都是由於計算的方便和缺乏詳細的分項成本而故意提高的。雖然我們不知道實際的製版成本，但製版的每頁成本仍然在0.083—0.1兩之間。
根據上面的資料與論證，我們可以推斷，17世紀的前幾十年，商業出版中的每塊400字印版的製作成本(包括板材和刻工費)一般情況下不會超過0.1兩銀，而在此之後，除了動亂或非常時期的暫短回升，刊本成本一直維持原有水準或穩中有降。包筠雅(Cynthia Brokaw)研究清代四堡的書籍印刷後，發現一般的書價都十分低，這可以間接證明以上對明末刊本生産成本的估計合乎當時的歷史狀況[15]513-518。我們可以相信，明末清初大量的書籍市場售價低於1兩銀。售價1兩以上的往往是多卷，或是冊數眾多的大部頭書籍，又或者是插圖精美、紙質和包裝高檔的印本。
而這樣的價錢出版商從中也能獲得100%的利潤，從湯復刻印的精美《離騷圖》的版權標記中便可以看出。他列出了刊字、紙張和刻印用工費共0.5兩，而一部未裝訂的《離騷圖》售價是1兩銀[8]。書籍的製作成本只是售價的50%，這説明商業出版是十分有利可圖的。
刻印精美的《離騷圖》售價1兩銀，不算是平價書。晚明書籍市場上有很多檔次低、品質不高的廉價書，謝肇涮稱之為“坊間俗本”和“濫惡文章”，對於收藏家來説，這些都是沒有價值的“垃圾書”[16]卷一三，23。科舉考試輔導資料就不屬於收藏範疇，特別是八股文、程文、墨卷。這些書實在太多、太濫，因此很少被收錄在收藏家的書目中(14)，它們的價格大都低於1兩。上文提到兩部四書注、潘允端抵押清單中的三部科舉墨卷都只賣幾錢。另如1615年于南京出版的一部品質不好的四書注解，只售0.5兩(15)。書頁行款為9欄20字，卻字大易讀。另一部崇禎年間由長庚館刻印的四書注疏，價格僅為0.3兩[17]，這家書館出版過多種注疏[18]卷三，9。0.5兩和0.3兩可能是書店標在這類書上的一般價格，如果書店存貨過多或無人問津的話，售價很可能會再打折扣。折價促銷往往是商家通用的策略，晚明書商也不例外(16)。
然而，一部四書注疏0.3兩銀顯然不算是出版物最低檔的廉價書。建陽出版的書往往檔次低，適合低下層消費者的經濟條件。1628年，福建刻印的一部37卷的歷書售價僅為1錢[19]36。沈津提供的資料有一本30多卷的《萬寶全書》，售價亦只是1錢。在低價書市場中，書商為讀者提供的有不少是戲劇劇本和唱詞(17)。根據沈德符的記載，通俗小曲的銷售遍佈整個明帝國[20]647。不過這些文本更像是小冊子，而並不是真正的書。它們的銷售渠道暢通，而且價格低廉，不像那些全本插圖的小説和戲劇。如果一般讀者覺得用1兩銀購買新刻書籍算高價的話，那麼這些只有幾頁的小冊子的價格就很難高過0.1兩銀子，往往用幾個銅板就能買到。
建陽出版的歌曲集《新調萬曲常春》標價0.12兩銀[8]。南劇“傳奇”一般比四幕元雜劇更長，在實際的表演中，通常只會選取其中幾個唱段。觀眾們也很想知道戲劇的劇本和唱詞，刻印的唱詞和一幕劇本在飯館、青樓和私人府院中都能看到。所以，我們也可以由此推斷，戲劇唱本特別是獨幕或幾幕的劇本，價格一般也低於1錢(18)。晚明時期單冊書相對來説製作成本比較低，售價低於0.1兩銀的書籍應該是非常普遍的。到了清代，刊本的價格繼續下降或維持在較低的價位[15]513-518。
以上對書籍製作成本與價格的探討，為考察中國16世紀和17世紀的書籍市場提供了一些參考。由於晚明以來閱讀公眾成倍增長，原有的讀者群也在延伸擴展，書籍市場呈現多檔次、多門類、價格範圍較寬的局面。可以説，除了精美的插圖書和多冊本的套書外，出版商為了儘量增加銷量，都會把書的定價壓到1兩銀以下。因此，當時大多數種類的書的定價極有可能低於1兩銀。總的來説，標在書上的價格包含了出版商100%的利潤，儘管實際價格可能因為打折銷售而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