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中國在晚清以前有關印本書籍市場的問題主要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分析：書籍價格、成本、書籍的印刷數量、印書鋪的數量和地理分佈、書籍的流通渠道與刊本流通的地理分佈等。一般來説，書價越便宜，商業程度越深③;書籍印刷量越高，流通量越大;流通渠道越多樣化，商業刊本流入社會各階層越深入、越廣延;書籍流通的地理分佈越廣，書籍市場的地理伸延越周遍。然而，有關中國印刷史這些傳統性的問題，現有的資料極其缺乏。尤其是書籍的印刷量、成本、價格的資料，較之於西歐書籍印刷史研究中所能找到的資料，可謂鳳毛麟角，這些資料的缺乏導致研究中國書籍市場十分困難。由於這個缺陷，學者不得不利用其他的資料，用間接的方法對中國印刷商業化的研究作臆測性的估計。最近研究中國書籍印刷史的專著往往依靠對存世刊本和傳統藏書目錄中所記載的書籍來進行估計。
本文主要討論幾個與書籍市場有直接關係的問題，如書籍成本、價格及書籍在明末清初時期的商品價格體系裏的相對價值，同時討論利用這些資料時需要注意哪些問題，以及研究時所産生的問題。
一、明末清初的書價
首先，儘管有關書價的資料極其匱乏，我們仍需儘量利用現存僅有的書價資料來考察明清的書籍市場。一直以來，除了一兩篇短文外，並沒有更多的研究及大量新資料的發現[5-6]。現存的明清書籍價格資料來源主要有兩種：一是印在存世刊本上的價格，即蓋在書上的印章的標價;二是收藏家在提及買到的善本或珍本時的記錄。前一類資料的蒐集純粹靠運氣;後者的資料往往並不一定反映該書當時作為讀本的市場價格，經常是作為一種在收購或轉讓時的收藏品價格。後一類資料大大誇大了書籍的市場價格。例如錢謙益用1200兩銀子從一個徽州富人手裏買來的宋本《前漢書》、《後漢書》，這個價格絕對不能用來當做《漢書》、《後漢書》兩書作為一般歷史讀本在當時的市場價格，故此例不能作為一般書籍的市場價格的資料[7]。一般從文集筆記裏找到的書籍價格，大概都屬於這一類，是收藏家把書籍作為一種財富累積或珍本收藏時特別提到在獲得該書時所付出的高價。這種書價是在一個商業化程度很高的經濟體系中的奢侈品、收藏品的價格，不是一般讀本的交換價格。換言之，並非成本加上出版商和書商利潤所得到的書籍市場裏的讀物價格。所以我們遇到這種書籍價格的時候應該把它們當做如古玩收藏品來處理，不應看成是當時的市場價格。
現在來討論存世書印在封面的售價。書的標價必須從現存的明清刊本中發現，可絕大部分的傳統刊本都沒有標上書價。最近，隨著對印刷史興趣的增加，學者也蒐集到一些零星的明清時代的書價。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的沈津先生經過長期留意蒐集，才得到極為有限的書價資料。這些資料對研究明清書價具有很重要的價值，但是這些資料與一切歷史資料一樣，牽涉如何了解它們的意義的方法論問題，就是這些書價應該如何去利用，如何去看待，不同的闡釋會直接影響到對這些書價在明清時期商品價格體系中的位置的判斷。換句話説，到底這些書價在當時表明書籍是只有極少的富人才能買得起的昂貴商品，還是一般百姓可以憑自己的經濟能力買到不同檔次和品質卻又版本相近的普通消費品?
有些學者認為書上的這些標價並不能視為這些書籍在明代中國書籍市場的價格，因為這些書都流落在海外(指的是美國和日本)，它們的價格有可能是晚清以後中國的書商為了西方或日本的買家而特別標示的。這個可能性不是絕對沒有，可這種説法比假設這些書價是原來的市場價格要更不合理。要證明這些價格都是中國書商特別為了外來的買家而標示的，事實上更加困難。退一步來説，即便是這些書價真的是為了外來買家特別標示的，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些價格比中國讀者要付出的價格更高，而不是更低。也就是説，即使這些學者的説法可以成立，也只能證明明清的書籍市場價格比這些存世刊本的價格要低，因此，我們應該把這些標在現存刊本上的書價視為當時正常的標價。這個説法將在下面討論書籍印刷成本之後得到進一步的印證。
這些書上的標價不一定是具體買家所付的價格，因為對於滯銷的書，書商可能會降價出售。當然，我們無法知道現存書上的價錢哪些是降價的。對這類書籍的價格最合理的利用仍是把它們當做當時的市場標價。另外，這些書價雖然為明清商業刊本提供了一定的資訊，卻沒有顯示由於運費與零售書商的運作成本而附加的費用，因此不能顯示地區性的價格差別以及新印舊賣的時間差別，更沒有提供個別書商主觀上對市場需求的判斷資訊。儘管如此，這些價格還是可以視為明清刊本一般的市場價格，而不是特別抬高的價格或是特賣的折扣價。
沈津經過多年耐心的蒐集，共找到27種上面有標價的明刊本(參看表1)。其中最貴的是10冊的《本草》，4.9兩，最便宜的是30多卷的《萬寶全書》，1錢。《本草》是27種中唯一超過4兩的書。但最值得注意的是，27種中有16種的價格是1兩或低於1兩的，接近60%。而其中多卷冊的《南豐先生元豐類稿》51卷、《文獻通考》349卷的價格都是8錢。《文獻通考》那麼多卷數的大部頭書似乎不可能賣8錢，這個價格極有可能是由於卷冊殘缺不全而特別減低的價錢。另外，價格在3兩的有4種，其中只有一種是少於10冊的。《大明一統志》90卷16冊、《新編古今事文類聚》170卷37冊、《漢魏六朝二十一名家集》123卷等，都是大部頭的書[8]。《南豐先生元豐類稿》卷數那麼多，定價卻在1兩以下。此外，在1.5兩到4.9兩的價格範圍內的書有10種，除了3種有關印章的書及《本草》少於或等於10冊外，其他都是16冊以上的。根據這些資料，我們可以暫時假定新出版的卷數不多的書籍售價一般不會超過1兩。這個假定在下文會通過對明清刊本的基本成本的估計再作論證。
本文討論明清的書籍價格，除了沈津先生所蒐集的價格外，另外採用兩組不同的資料：第一組是毛晉的兒子毛扆(1640—1713)轉讓善本的價格書目。毛扆計劃把自己所藏的一部分稀有古籍出售給潘耒(1646—1708)時準備了一份價目表[9]，這份價目表保留了下來，成為《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其中包括手抄本和印刷本④。毛扆所列出的究竟是折扣價還是當時的市場價，我們不得而知，但有一點很清楚，就是列入價目表的都是珍本書和善本書的價格。毋庸置疑，這些書是毛扆的父親作為一個出版商的部分藏書，我們有理由假設它們比新出版的同類書的平均價格要高。潘耒自己也是一個藏書家。只有宋版書才屬於珍本，他收藏的明代刻本也許算不上珍本，只是刻、印、墨、紙的品質均臻上乘而已。可以這樣説，毛扆價目表上的書價是市場價格，理由是他把那些凡是低於市場價格的書都清楚地標出已經打了折扣⑤。所以我們有理由推斷，書目中其他的價格不會低於購買時的市場價格，至少是毛晉和毛扆購買時所付的金額。
毛扆的目錄中有很多手抄本的宋版、元版書，很多都低於1兩銀，其中有一種甚至只需0.05兩。在17種手抄的明版書中，沒有一種單冊書超過0.4兩。只有4種超過了1兩，但每種都是3冊以上的。最貴的兩種(一種是八卷本，一種是十卷本)分別只需2.4兩和2兩銀。刻本中低於1兩的有29種：0.1錢的4種，0.2錢的9種，0.3錢的6種，0.4錢、0.5錢、0.8錢的各2種，0.6錢的3種，0.9錢的1種⑥。
另外，觀察毛扆的手抄本目錄可以得出幾點結論。大致的規律是，手抄本的價格隨著頁數和冊數的增加而提高。對於單冊的手抄本來説，其價格應該比印刷本要貴，但不超過0.4兩。晚清書籍鑒賞家葉德輝認為毛扆的宋元版書價格是比較低的。他將這些價格與他自己所處的晚清時期的價格進行對比，發現那個時期的宋元本比明版書價格要高，而且明版書因為品質低劣，已經不為藏書家所看好[9]166-171。儘管不如清代後期的那麼昂貴，毛扆目錄中的宋元版本在清初時期仍然為藏書家所重。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些書的價格比晚明時期新出版的書籍價格要高。
第二組資料是明代上海潘允端(1526—1601)賬簿中的幾本書。潘與其父都是朝廷官員，1576年，他致仕返鄉至滬上經營自己的豫園和其他産業[10]309。他在賬冊中列出了一些自己擁有的書，都是作為貸款的抵押物。其中21部書列有抵押值，除了4部書之外，所有的價格都超過1兩。最便宜的是三部科舉考生的墨卷，總價0.6兩，平均每部0.2兩。其次是一部0.25兩的文集。很顯然，單冊書要便宜得多。
如果把這些價格置於當時的背景中來看，明顯屬於比較昂貴的書籍，因為潘允端絕對不會在低價和劣質的書籍上花錢。所以一本0.2兩銀的書和其他的書比較而言，算是比較貴的。因此，毛扆和潘允端書目上的書籍屬於同一類，多數是相對高品質的或者其價值能夠吸引收藏者和投資者眼光的。這些書都比較昂貴，藏書家、出版商和富甲一方的商人們都願意出高價購買，或接受作為貸款抵押。
下面以列表中的三組書價為例(見表2)加以分析。三組書價裏低於1兩銀的百分比是：26%、19%、41%。值得注意的是，沈津的27種書裏有41%是低於1兩銀，單是1兩及以下的書便接近60%(59%)。毛康與潘允端的書目中低於1兩銀的書比例偏低。這是因為毛氏、潘氏的書都屬於藏書的善本和作為抵押的物品，價格自然相對偏高。可即使是作為收藏和抵押的書籍也有很多低於1兩銀的刊本，在毛扆的書目裏竟然有29種之多。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明末清初時期，除非冊數多，或有大量精美插圖，又或者用高價紙印製的，一般的書籍標價大概不會高於1兩銀，不少單冊書只賣兩三錢。這裡對明末清初書籍價格的分析是否可信，取決於這個分析的合理性，因此，我們必須考察書籍印刷的成本。下文將從成本的角度來評定上述分析，並從明代的物價結構來檢驗這些低書價的普遍性是否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