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紐約時報》的兩篇報道指向了中國的兩家大拍賣公司，文中都提到了國內拍品的拒付款問題，在國內秋拍火熱的形勢下，為致力於高端收藏的人們潑了盆冷水。而去年12月16日的一篇文章，更是直接把北京保利拍賣擺了出來，一邊説著“在中國的藝術品市場上，保利就是房間裏的800磅重大猩猩，沒人管得了”，一邊隨手在這只“猩猩”上劃了幾刀。
《紐約時報》的報道“再一次”把中國藝術市場“充斥著詐騙、贗品和拖欠拍賣款的行為”作為報道點，並引申指出，“這家實力雄厚的公司（保利）非但不會助改革一臂之力，反而可能會成為改革面臨的一個艱巨挑戰”。贗品、拖欠、詐騙等拍場行為，在國內並不是言論荒地，國內諸多媒體都對這些方面的行為進行過曝光。如果説這些報道的新意，大概也就是把北京保利擺放的位置了。
報道中有幾處讓人在意的對比，第一個是保利過低的交易付款率與嘉德快速增長的交易付款率，這個對比把保利擺在了拖後腿以及不可信的位置上。而北京保利在官方回應中表示，“截至目前，保利拍賣所有成交額8000萬元以上的拍品均已實現全部付款交割完畢”，並説“報道所稱數字與實際情況嚴重不符”。誰是誰非尚不知曉，但對於剛報道嘉德齊白石《松柏高立圖·篆書四言聯》未付款的《紐約時報》來説，這樣的對比，隱隱讓人覺得有挑事嫌疑。第二個對比是蘇富比、佳士得在國內與保利擴展海外市場。文中表示佳士得與蘇富比目前受到嚴格限制，獲批的拍品僅限于鐘錶、酒品、珠寶和中國當代藝術品，並不包括利潤更豐厚的古董和中國傳統字畫。在國內政策尚未放開的情況下，這種抱怨意義其實並不大。相反，保利在香港首拍，並在美國設立辦公室徵集藏品的舉動，意義更甚於此。如果保利取得成功，國內的許多拍賣公司肯定也會有類似的動作。
北京保利的官方回應聲明與《紐約時報》的報道如今都呈現在了世人面前，誰的數據更真實，誰的話語更誠懇，去分清這些對於我們來説不用太費神。我們所需要做的，某種程度上來説，也如《紐約時報》的報道，確實是拍賣市場的規範化，但這是個群體勢力的努力範疇，如果按報道説的保利會阻礙這一進程，並不值得人相信，在商業的發展過程中，規範化之於市場，是不可逆的一個前進，如果能阻擋住這一進程，更有可能的原因是這個市場並不值得正常存在。
報道中的一段描述讓人印象深刻，“在紐約和倫敦，晚場拍賣是低調而高雅的活動。買家通常是著裝雅致的資深收藏人士，彼此認識。進行交易時，拍賣師音調柔和，買家輕輕舉牌競拍。在中國的拍賣會上，儘管現場的服務人員訓練有素、戴著白手套，但買家們穿著休閒，有人大嚼紙袋裏的零食、打手機，致使一種不大的嘈雜聲貫穿全場。會上曾出現過大價錢拍下畫作的買家將畫布一卷、夾在腋下，然後走出會場的事情。”相較之下，人們可能更喜歡第一種氛圍，但是，誰都不可否認，我們也是在拍賣，而且，我們在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