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資的蘇富比（北京）拍賣有限公司、獨資的佳士得拍賣（上海）有限公司的相繼成立，在中國文物與藝術品市場引起了巨大反響。
幾乎同時，北京的中國嘉德與北京保利兩家拍賣公司相繼在香港成立子公司，並舉行了拍賣會，且成績不俗。這在中國文物與藝術品市場也引起議論紛紛。
對此現象，人們戲稱為虎去狼來。
中國嘉德與北京保利是兩家目前位居內地文物與藝術品拍賣界榜首的公司，其赴港開拍賣會，説來是為了獲得國際市場經驗，其實卻是大家都在説的“嚴格關稅”所致。在全世界依舊看好中國大陸、“東邊日出西邊雨”的情勢下，去香港比拼，肯定是不得已而為之，由此而推助國家儘快出臺有利於文物與藝術品經營與收藏的關稅政策，雖然有些“逼宮”的味道，卻也無可厚非。在全世界，大多數國家都對文物與藝術品出入境給予特殊政策，滿臉堆笑地讓進，左右為難地給出，這極度懸殊的海關政策就是要讓自己的歷史得到充分的呵護，不讓敗家子與外來賊有任何得逞的可能。可是，我們的海關在文物走私十分猖獗的此時，以極高的稅收來要求文物與藝術品的入關貿易，讓相關的文化企業與事業舉棋難定，舉步維艱。所以，中國嘉德與北京保利赴港開業能不能獲得國際經驗還是後話，如何修改我們的文物與藝術品進口關稅政策倒是當務之急。中國嘉德與北京保利之赴港很難説是猛虎下山，拿香港有關人士的話來説，只是有驚無險。但是，蘇富比與佳士得在京滬兩地的公司開業卻是真正的狼來了！
根據中國相關法律與政策，蘇富比北京公司與佳士得上海公司不得在中國大陸從事中國文物的拍賣，但是，其他如外國藝術品、珠寶、手錶、紅酒等卻是其在香港、歐美的業務主體，十分強勢。如是，相關業務剛剛起步的本土拍賣公司自然會有迎頭棒喝的可能。最為重要的是，蘇富比、佳士得兩大拍賣公司不僅業務遍佈全球，資源也遍佈全球，中國大陸在某一種意義上來説，是他們亟欲開墾的最後一塊肥沃的處女地。
有趣的是，起步已20年的中國文物與藝術品拍賣公司最初都是從複製佳士得與蘇富比開始的，從內容到形式，從機制到結構。但是，形式容易模倣，結構容易拷貝，內容卻需長時間地孕育，機制卻需慢慢地建設。異域的種子在本土化過程中領受的，已然不是從前的陽光與雨露，已然不是從前的土壤與肥料，已然不是從前的前景與背景，已然不是從前的病菌與害蟲，也已然不是從前的花匠與園丁。中國經濟大潮的推擁、中國企業投資大潮的推動、中國百姓收藏大潮的推促，使中國文物與藝術品拍賣市場雖幾經波折尤滾滾向前，似乎是勢不可擋……這高高聳起的大潮、這撲面而來的大潮似乎是可以摧枯拉朽，卻是掩蓋了我們的許多不足。
到了去年，10多年前的金融危機、前幾年的美國次貸危機、這兩年的歐洲債務危機……大環境的不利終於大大地影響了中國經濟的發展，自然也影響到了中國文物與藝術品市場的發展，去年成交額的過半陡降，似乎是中國文物與藝術品市場這條小河走到一處斷崖邊，然後急劇下降、墜落，由此而濺起的水花在刺眼的陽光下，幻化成一個大大的“缺”字。
缺什麼？法律有待完備，政策有待完善，制度有待完整，管理有待嚴格，監督有待主動，服務有待週到，學習有待認真，研究有待深入……可謂門類齊全，卻是門門缺斤、事事短兩，往深裏想，最缺的是理性。管理層如果更理性些，法律就不會有明顯的漏洞，且遲遲不補；制度就不會有明顯的缺陷，且填不勝填；制定政策時就不會不選上策選下策；從事管理時就不會顧此失彼；進行監督時就不會時緊時松。拍賣行如果更理性些，其業務自然要充實些，服務自然要週到些，研究自然要紮實些。競投者如果更理性些，就可能少聽一些神話傳説，少做一些癡心妄想，少犯一些低級錯誤，少一些頭腦發熱血氣衝頂，也就免得事後找藉口不付款、耍潑賴賬……這麼多年來，中國文物與藝術品拍賣業每逢行情大漲或大跌時，都有過相關的討論。討論中有真知灼見，有肺腑之言，但是，這些討論並沒有多少轉換為有關中國文物與藝術品市場法律、政策與制度的修訂，並沒有多少轉換為有關拍賣公司及其人員覺悟與服務水準的提高，並沒有多少轉換為有關投資、收藏機構與人士認識的改善，並沒有改變中國文物與藝術品市場的基本態勢：火紅下的蒼白，熱鬧後的悽婉。這蒼白與悽婉集中為去歲今春中國文物與藝術品市場的沉疴難起。
所以，無論是從中國文物與藝術品市場的發展考慮，從中國藝術事業的發展考慮，從中國文物保護事業的發展考慮，還是從中外文化交流、中外文物與藝術品貿易的發展考慮，我們都應當歡迎蘇富比與佳士得深入內地。
但願他們能再次成為中國相關企業的樣板，以其數百年積澱來穩定中國文物與藝術品市場的起伏局面。當然，也祝願他們順利地中國化，腳步穩健而又輕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