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畫造假，是一個老生常談的題目。談起它，首先聯想到齊白石、張大千、徐悲鴻、傅抱石、吳昌碩、黃賓虹、李可染等近現代大師，倣造的贗品充斥市場。但進入新世紀後，當代書畫造假的情況也愈演愈烈。在經過2006年的打假之後，“現在造假依舊”，史國良這樣形容目前的造假情況。
相對於古代、近現代書畫的造假，現代書畫造假有了一些與眾不同的地方，所以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現象，很多人買當代書畫非要和作者合影。
從天津到山東
“當代書畫”，雖然我們在本文中用這個詞，但其實沒有特別明確的定義。它直到2004年才被正式提出。在此之前，當代書畫一直被拍賣公司設置在“古代書畫和現代書畫”，2004年北京瀚海等拍賣公司把開始把在世書畫家作品從中分離出來，形成“當代書畫。”
其實，近現代書畫和當代書畫並沒有特別的鴻溝，一般認為在世的藝術家都是當代，一旦過世就併入近現代中。幾年前，吳冠中可以算近現代，也可以算當代，現在就只能算近現代了。
而在造假的地域上，“解放前有四大陣地，北京、天津、上海、蘇州。其中，天津的假字畫數量大，而且資料多、有基礎，其中天津所造贗品的對象以近現代京津畫派的畫家居多，造假者水準參差不齊。有地攤貨，也有高級倣品。天津無論在書畫市場，還是造假上在當時都是舉足輕重地位。”山東省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濟南市文物店總經理崔明泉先生説。
二十年前，盧先生第一次“吃藥”就是在天津，他記憶猶新。“吃藥”這個詞特指收藏行內買假受騙。“1994年時，我去天津買東西，在古文化街看到一張婁師白的《事事清白》，”兩個柿子、白菜，款和畫都不錯，當時很便宜，800塊錢，對於這個價錢記得特別清楚，就買了。後來經過考證，這件作品不對，應該是婁先生弟子臨摹的作品。”當時多年的動亂結束後，老先生開始賣畫，弟子也參與幫忙，部分人也臨摹、倣造老師作品，“因為很多是為了生計，所以老師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而近些年，造假地區的範圍顯然在急速誇張。在發現自己作品被大量造假後，史國良對假畫的來源進行了追蹤，發現除了河南、安徽、琉璃廠等傳統的造假基地外，山東、河北、宋莊等地也加入造假的行列，而且現在範圍極其寬廣，“幾乎有書畫、古玩城的地方，就有造假。”
“全國書畫看山東”，在業內已經基本達成共識。目前知名的書畫家，大部分都有過山東“走穴”的經歷。在很多人眼中，強調數量、忽略品質是山東書畫市場的特點，而在這背後是巨大的書畫禮品市場。作為禮品贈送的書畫，並不以收藏為目的，所以品質高低並不是最關心的。同時，龐大的禮品市場也極大地催生了當地的書畫造假産業。
這幾年，造假技術的進步是最令書畫界擔心的。“現在印刷、臨摹、投影儀都用上了，過去刻章還造一個假章，現在電子製版章都一模一樣”，盧先生説。同時，微噴技術的運用，則幾乎使得傳統的“一字、二畫、三印章”的鑒定模式完全失效。十幾年前，尹毅曾非常自信地宣稱自己的作品不會被作家，但微噴技術發明後，他複製了自己的幾幅作品，自己也無法分辨，也意識到新技術給書畫界造成的巨大挑戰，於是開始運用科技手段來輔助現代書畫鑒定。
“我們這個行業，還是有很高超的技術含量的。”面對現代造假，盧先生笑著説。
當代書畫造假更容易
從事書畫交易二十年的胡先生，早期一直從事近現代書畫交易，因為那時候真品多，但現在近現代書畫殆盡，並且價格太多，無法承受，於是他逐漸開始轉向當代書畫名家，劉大為、范增、馮遠、史國良、田黎明都是他合作的藝術家。
跟胡先生一樣轉向當代的，還有書畫的造假者們。其實，近些年，當代書畫造假的情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最明顯的就是造假者和假畫的增加，現在書畫的造假主要群體已由過去的不法畫商變成了今天的某些畫院畫家、美院師生。“以往學畫一般要“拜師學藝”，學生數量有限，秉承‘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觀念，在造假上很慎重。而藝術被納入現代教學體系下，一方面造就了大量學生，同時也淡化了傳統師生觀念，而這些人恰恰成為當代書畫造假的主體。”長期從事當代書畫交易的李石説。
他們本身就具備很好的美術和書法功底，平時有機會得到專業鑒定人員的“點撥”，所以非常相似。例如前幾年，在江蘇某市文物商店，他們一幹鑒定家看到落款為于右任的一張書法作品，寫得很精彩。可隨後，他們在無錫和蘇州又看到了類似的作品，這顯然是一種不大正常的現象。這個造假者就是個有著很好書法功底的內行人。目前，市場上不少高水準的、具有“反鑒定”水準的偽作就出自這批人之手。
如果説近現代書畫造假，還要考慮筆墨、紙張、印泥或是否能見到原作等因素，那當代書畫造假就顯得“既容易，但又不容易”。而之所以説容易，“第一，身處相同時代，筆墨、紙張、印泥等都可找到相同的，同時可以更直接面對真跡進行臨摹;第二，當代書畫家整體在畫上還可以，但文化素質水準不高，底蘊不深，對傳統技藝理解不夠透徹;第三，面對市場，部分畫家態度很隨意，作品水準一般。這都造成當代書畫更容易被造假;而不容易，則是因為社會媒體發達，交往頻繁，便於藏家和藝術家直接交流，造假被戳穿的可能性大增。特別是大作品或重要作品的造假，想要在市場上變現，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齊建秋説。
目前書畫市場造假氾濫已經是人盡皆知，作為藝術家的史國良有意識地採取措施，“我都是千方百計、絞盡腦汁在想這個事，都儘量採取一些辦法，這個辦法一説了以後，馬上就改了，你用哪個顏色，他也用那個顏色，跟著你變化的。”史國良並沒有道出自己具體的防偽措施，這在藝術家群體中已經基本達成了共識，避免造假者跟風，“他們的鼻子很靈。”
當代書畫的“地下潛行”
“現在當代書畫造假已經形成一條完成産業鏈條，都是一條龍服務。”史國良説，“我也是這個鏈條上的一環，如果我打假，就會牽動整個鏈條的運作，成為眾矢之的，拍賣行、畫廊等都可能站在我的對立面，可能也就最後的買家會站在我這邊，因為我們都是受害者。他們不怕法律，因為法律有漏洞，而且現在我國也顧不到這個板塊上來，有恃無恐。”
“百分之九十的當代書畫是在地下交易的。”常年從事書畫交易的劉先生説，露出水面的非常少。在2012年的拍賣中，當代書畫比較集中體現在范曾、何家英、崔如琢三位，他們分別以5,821.54萬美元、4,673.93萬美元和2,062.98萬美元的拍賣總額位居2012年度中國純藝術家拍賣總額TOP500第12、15和40位。而其他很多知名畫家甚至沒有上拍記錄，這在當代書畫界是一種普遍現象。
“這也是當前書畫禮品市場的特性決定的。”書畫作為禮品，更多地被送到各級官員手中。他們普遍對於書畫沒有特別的認知，而更多的依靠名氣或頭銜來認定這也是某地出現十幾位書協副主席的重要原因，官階在最終的“消費者”面前是更容易被理解。
在當下，書畫市場顯然是賣方市場。“現在我的畫已經排到三年後了，而且還有不斷的人通過各種關係找到我，他們一般直接付錢，我事先都和他們聲明，都要等幾年。現在他們也樂於這麼做，因為幾年的時間，作品在不斷升值，這也是投資。”書畫家馬先生説。十八大對奢侈品、房地産等調整後，書畫作為一種軟性資産，反而有抬頭的趨勢。
這種巨大的需求落差，也給造假者提供了很大的操作空間。而這種地下運作的模式，也使得作品的流通很難追溯。造假者也沿著這一地下運作軌跡在滲透。現在，贗品供貨的渠道相比過去寬泛多了，“私下交易，給畫廊、拍賣會供貨，現在不客氣地講能達到四六開就不錯了，六成真的，四成假的，這就是最好的拍賣公司了，何況還有專門賣假貨的拍賣公司。”盧先生説。
具體造假者是産業鏈的第一環，也是比較被動的一環，被認為是“書畫農民工”，僅僅得到整個收益中的一小部分。
更多的造假利潤被組織者、銷售者得到。他們會根據造假水準，“將畫分為A、B、C等。”盧先生説。A等就是高倣，是最高等級的倣品，甚至專業人員都很難鑒定出，畫廊、拍賣行上拍都是常備選項。為了能夠提高成功率，他們甚至會將假畫混入藝術家展覽、畫冊中，在當下普遍認可著錄的時代，這種方式極容易成功;B等則介於高倣和地攤貨之間，C等就是地攤貨，在琉璃廠、潘家園等都經常批量看到，價位在幾百元之間;
當然，這種等級劃分並非完全固定的，在拍賣公司經常會有人拿著多幅某位知名畫家作品要求上拍，但品質一般，“這種人是來碰運氣的，在徵集的過程中能碰到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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