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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品交易是一個拿時間換空間的概念。今天人們過多地關注了回報率，但其實藝術品最大的價值是精神的享受，給人以身心愉悅。”匡時成立八年，公司董事長董國強似乎越來越忙。某家媒體把他4月間的一條微網志找出來調侃，印證如今徵集藏品有多麼困難。
董國強坦言，“我們這行就是一年有10個月都在外面”，而且今年更難。市場在做系統性調整，匡時還要在秋天把戰場擴大到香港。他説，今天不論是拍賣行、藏家甚至是關注者，都應該調整心態，中國的藝術品價格如果在全球受到追捧，齊白石的價格如果超過畢加索，應該舉國歡慶，而不是宣揚泡沫論、價格虛高這些負面資訊。
今年拍品徵集的情況是否如外界所説的那麼難?古代作品中有哪些精品?
確實有徵集困難的問題。
十年前，只有嘉德和瀚海有能力做古代專場，海外是佳士得，一共三家。如果十年前的拍賣圖錄拿到今天看，那時一場拍賣中至少有十幾幅甚至更多可以當重點拍品宣傳甚至作為圖錄封面。這十年間的差別説明瞭古代作品的稀缺和藏家的選擇：收藏古代(書畫作品)的人一般不會出售。在藝術品收藏市場裏，古代書畫是對藏家要求最高的，對其修養、藝術欣賞能力、鑒定能力的要求也是最高的，這樣的藏家往往也是參與時間比較長的——收藏的邏輯通常都是現代、近代一步步提高到古代——這樣的買家忠誠度高、不輕易離場。與古代作品逐步沉澱到高端藏家手中矛盾的是，藏家的規模越來越大，古代作品就更顯稀缺了。
供需關係決定價格。十年前也許不起眼的作品，今天可能價值幾百萬，十年後會更貴，因為參與收藏和投資的人越來越多。
古代方面，匡時今年沒有特別高價的作品，1,000萬元級別的有幾件。
精品的價格會越來越高，這個邏輯同樣適用於近現代作品嗎?畢竟對於很多藏家而言，古代作品已經可遇不可求了。
一樣的。重要的作品已經呈現這種態勢了。我的一位朋友，當年徐悲鴻的《巴人汲水圖》他買時花了120萬元，2004年拍了1,650萬元，2010年又拍了1.71億元。齊白石的《芭蕉樹屋》，他200多萬元買的，9,000多萬元賣的。這就是十年間的變化。
現在的作品與十年前相比，數量上要少得多，但成交量和成交額卻在上漲。還是因為供需關係。我曾經説過，民國的收藏家如果藏十幾件清代官窯，都不好意思自稱收藏家，但到了今天這是多麼不得了的收藏啊，再過十年，那時的藏家就會覺得今天的這些拍品同樣可貴。所以，拍賣行、藏家都要調整心態。清代的藏家認為，只有宋元才是可以收藏的作品，今天的藏家一年也未必能看到一件宋元的作品。這是現實。
1995年，剛開始有拍賣的時候，四尺三開的王雪濤、李苦禪(的作品)賣3,000元 5,000元，今天至少30萬元。我相信這種趨勢是會延續的。
中國的藝術品市場和日本不同，泡沫論不適用，所以我不贊成拿日本來做參照。不同有兩點：第一，中國的藏家目標都在中國藝術品上，對西方藝術品感興趣的只是很小範圍的人，這和當年日本買家在國際市場推高梵谷、畢加索作品的價格不同;第二，藝術品的金融化一直沒有發展起來，現在資本想參與國內的藝術品市場卻始終無法跨越真偽的門檻，90%以上的人還是拿自己的現金參與投資，而日本金融危機時用的大多是銀行的金融杠桿。
與全球最貴的藝術品相比，中國藝術品的價格還很低。再考慮到參與人群的增長潛力——只要有中國人參與的市場，價格的上漲都是驚人的——巨大的市場支援藝術品市場走強。
從上拍的數量和品質看，近現代的作品主要集中在幾個人身上，這是由於拍賣公司的偏好嗎?
現在市場上説齊白石(的作品)多、張大千(的作品)多，是因為存在誤區：有人認為一年有300件齊白石的作品參與拍賣，那十年就有3,000件——其實，這3,000件裏面可能有2,000件是重復拍賣的。新的作品只佔到每次拍賣的10% 20%。藝術品資源並不像外界想像的那麼大，至少我們每次拿到各拍賣行的圖冊後，看到的基本都是近年來出現過的作品。
拍賣公司現在遇到了一個尷尬的局面：市場行情向上，可是沒有足夠的交易。從拍賣公司的角度説，我們不希望出現“天價”，希望的是有交易。如果成交價離市場價太遠，拍賣公司就有了收款的風險;另一方面，買賣雙方都是客人，成交價脫離市場行情還意味著將來可能難以出手。我們總還是希望參與者能夠得到回報。
現在的問題是：沒有東西。
2000以後，市場經歷過兩次爆發。1995年到“非典”之前，價格沒有太大變化，“非典”之後，千萬元級的作品出現了;2009年之後的三年，全球金融危機，國內的藝術品市場爆發。2011年匡時的成交額超過了40億元。這種爆發吸引了很多藏家把作品拿出來交易，因為市場好是買東西的機會，也因為金融危機讓西方很多大藏家把手中的珍藏拿出來交易，這是事先無法預料的。但行業裏的人都知道，這種級別的藏品只要拿出來就一定是高價。
不是市場不景氣了，而是好的拍品少了。或者説，是2009年 2011年的繁榮已經讓很多“不面世”的精品交易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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