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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士得 後發制人，成內地首家獨資公司
就在業內被蘇富比(北京)拍賣的新人事關係所吸引時，佳士得突然于4月9日宣佈獲得了佳士得(上海)公司的營業執照，為此佳士得成為內地首家獨資國際藝術品拍賣行。這在當天成為業內的爆炸性新聞。
僅比蘇富比晚22年的佳士得也已有200餘年歷史。在全球戰略佈局上，與蘇富比無出左右。
早在40年前，佳士得就在香港設立辦公室。當時僅僅是為了在香港發掘藝術品，然後將其拿到倫敦及紐約去拍賣以及客戶聯絡。當蘇富比于1973年挺進香港13年後，佳士得也發起了攻勢，于1986年在香港舉行首場拍賣。此後，佳士得當時的全球首席執行官克裏斯托弗·戴威治對內地市場興起反應迅捷，積極籌劃設立上海代表處。
佳士得分別於1994年和1996年在上海和北京設立了代表處，是第一家在中國內地設立代表處的國際拍賣公司，而如何在內地佈局也成了其亞洲業務的主要內容。
2005年佳士得通過授權北京永樂國際拍賣有限公司使用“佳士得”商標，更是被業內視為在當時政策法規不允許外資介入情況下，佳士得的一種策略。
佳士得中國區執行董事蔡金青告訴記者，2005年時，佳士得授權永樂使用“佳士得”商標權在內地開展拍賣業務，成為在內地舉行拍賣的第一家國際拍賣公司， 並且為永樂提供佳士得聞名於世的專業資質和標準。
對此，北京永樂總經理董軍也告訴記者，“對佳士得來説，授權永樂使用商標，戰略意義遠大於商業意義。”
儘管在業內看來，永樂對北京藝術品拍賣市場震動並不大，但在蔡金青看來，借助永樂，在過去八年的合作中佳士得得以了解中國藝術市場以及中國藏家的需求。
但真正進入內地市場，分得內地市場一杯羹，應該是佳士得、蘇富比這兩大拍賣大鱷共同的夢想。
佳士得亞洲區總裁高逸龍于2012年秋拍時指出，在2009年11月份，佳士得全球CEO對他來亞洲工作有三項委任狀，其中一項主要的任務是，“我們試著在摸索通往內地這個‘禁區’的‘鑰匙’，並試圖在內地舉辦拍賣。當然，我們還不夠幸運，還沒有找到開這把‘鎖’的‘鑰匙’。”
正如蘇富比和佳士得在美國、法國等地的競爭一樣，蘇富比在內地成立合資公司後，佳士得也不甘落後。
4月9日，佳士得對外公佈其獲得了佳士得(上海)公司的營業執照，以獨資形式、獨立開展拍賣拓展內地市場，佳士得也成為內地首家獨資國際拍賣行。“我們在對中國市場有所積累的經驗上，現在向前邁出了重要的一步，”蔡金青稱。
而半個多月後，當法國皮諾家族在北京宣佈，將向中方無償捐贈圓明園十二生肖青銅獸首中的鼠首和兔首時，業內也更為清楚地看到了佳士得進軍內地的種種努力。因佳士得即為皮諾家族的産業。
外資軟肋
文物法規定不能從事文物拍賣
半年多時間，蘇富比和佳士得完成了對內地拍賣市場的新戰略佈局，這樣的默契顯然來自對內地高漲的收藏拍賣需求的重視。
佳士得中國區執行董事蔡金青告訴記者，中國藝術品市場日趨繁榮，且對藏品有極大需求。佳士得希望能夠與中國收藏家合作，“使他們更便捷地進入佳士得的全球網路以及國際藝術市場。”
蔡金青給記者列了幾個讓全球藝術資本都為之動心的數據。
2011年全國共開設了約390家博物館；2012年中國已經發展成為最有價值的藝術市場之一，交易額佔世界總額的25%，僅次於美國的33%，(據TEFAF2012年藝術品市場報告)；佳士得注意到中國收藏家在世界各地的拍賣會上參與度顯著提高；2012年佳士得中國內地客戶量較2008年相比，已翻了一倍。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以合資或獨資形式加入內地拍賣市場的實戰競爭，但蘇富比和佳士得在內地的業務均不包含文物拍賣，其拳腳只能施展在現當代藝術品、珠寶、鐘錶、洋酒等。
對此，蔡金青指出，佳士得公司的目標是為內地收藏家提供全面門類的拍品，包括從當代藝術、珠寶、手錶、紅酒等比較成熟的類別到中國當代水墨畫等對中國市場來説的新門類，“由此，佳士得的中國客戶可以享受多樣的收藏選擇。”
事實上，從眼前看文物拍賣是兩家全球拍賣巨鱷的軟肋，但在市場和法律有可能改變的預期下，蘇富比和佳士得都希望提前做好戰略佈局，以此搶佔先機。程壽康便指出，“文物法規定外資和合資公司不能從事文物拍賣，但這一規定也可能出現變化，如果有變化的話，我們要提前做好準備。”
失敗案例
進軍台灣市場後無奈退出
蘇富比和佳士得的全球佈局中也有所謂的“敗筆”，那便是在進軍台灣市場8年後又退出的往事。
台灣曾是亞太藝術品拍賣市場的中心，1992年蘇富比涉足台灣，首場西畫拍賣成交率達9成，第二年佳士得赴臺，也因經營早期海外華人畫家作品較好成績打下一席江山。但是藝術市場環境的改變、整體的藝術品鑒定、稅賦與法律機制都未跟上腳步，使得兩家公司分別在2000年及2001年退出台灣市場。
北京華辰董事長甘學軍回憶稱，這兩大拍賣行進軍台灣，與上世紀90年代台灣藝術品市場的火爆有關。“台北有個著名的大廈叫阿波羅大廈，每天都有畫廊開張、每天都有畫展開幕。那時在東亞是鼎盛一時的，蘇富比、佳士得進軍台灣看重的也是這個。”
在當時蘇富比和佳士得在台灣的拍賣項目有書畫、油畫等。然而，進入2000年以後，台灣藝術市場急轉直下，“阿波羅大廈一下就空了，整個台灣的畫廊業(一級市場)被大陸興起的藝術市場替代了，類似798的興起，”甘學軍分析稱。
此外，他還指出，“台灣也有關稅問題，在市場行政運作成本上，香港是第一位的。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台灣市場都在萎縮階段，蘇富比、佳士得肯定要將戰線收縮，選擇香港。”
不過，此次佈局內地卻在業內看來很難會出現撤出現象，“台灣相對大陸來説，還是一個小的市場，迴旋餘地不大。而對於東亞來説，香港現在是重要的地方。但未來內地是重要的地方。”
這一觀點也得到了藝術評論家顧振清的認同。顧振清告訴記者，此前台灣藝術市場有點炒作，只是表面的繁榮。“有了此前台灣的先例，我想蘇富比和佳士得進入大陸是做過預案的，他們有更大的信心來面對大陸市場。”
進軍路線
蘇富比
1973年 香港蘇富比成立，當年11月16日舉行了第一次古董拍賣。朱湯生任蘇富比歷史上第一個亞洲總裁。
1988年 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行“拯救長城威尼斯義務拍賣”。
1994年 在上海設立代表處。
1995年 在中國內地開始舉行拍賣預展。
2007年 北京代表處建立。
2012年9月6日 宣佈成立蘇富比(北京)拍賣有限公司。
佳士得
1973年 在香港設立辦公室。
1986年 在香港舉行首場拍賣。
1994年 在上海設立代表處，成為第一家在內地設立代表處的國際拍賣公司。
1996年 設立北京代表處。
2005年 授權北京永樂國際拍賣有限公司使用“佳士得”商標。
2013年4月9日 對外公佈獲得了佳士得(上海)公司營業執照，以獨資形式、獨立開展拍賣拓展內地市場，成為內地首家獨資國際拍賣行。
要把北京打造成國際藝術品交易中心，但在競爭方面卻又不允許國際化，這其實是不公平的。
——程壽康(蘇富比亞洲區行政總裁)
內地拍賣行業稅收的比例比香港要高很多。在這種情況下，佳士得和蘇富比為什麼會到內地來發展？這兩家拍賣行在內地建立公司的慾望不是今年的事，很可能在嘉德、翰海成立時就已經有這個想法了。
我相信這兩家公司看到的是未來，就像保利、嘉德去香港拍賣一樣，也是看到未來。
——趙旭(北京保利執行董事)
蘇富比和佳士得在內地的選擇落腳是戰略上的考慮，他們看重的是未來。這表明瞭國際大牌公司有著戰略眼光以及實現這些戰略的能力。他們能想像十年以後是怎樣的，可以為十年以後去鋪路。
——甘學軍(北京華辰拍賣[微網志]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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