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鑒融平臺”作為探索藝術品與金融市場對接的一種模式，其實並不新鮮。最近，我們在做文化部委託的一個調查項目時就了解到北京也有類似的單位。當然，是不是第一家並不要緊，這種業態結構首先是社會化的，其次是符合社會需求的，可謂是應運而生的事物，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藝術市場運作中的空白，讓資金流轉起來，具有正面、積極的意義。但這個結構如何防止風險、防止走樣，還有待觀察。
目前鑒定問題已成為制約藝術品市場發展和人民群眾健康收藏的瓶頸，有一個機構敢於站出來承擔鑒定環節的任務和責任，自是好事。但落實到具體操作上，“死結”難解。我們仍然要問，“鑒融平臺”的鑒定有保證嗎？如果他們的鑒定是官方性質的，那肯定無法在市場上通行。如果他們的專家全是民間的，那法律責任又有誰能承擔？一旦出現違規操作，坑害賣家或貸款人利益，或者惡意套取融資機構資産的情況，該怎麼辦？所謂“誰鑒定評估，誰承擔責任”，更多是一種口頭承諾吧？受傷的往往還是持寶人。誰都難以保證能避免將你的好東西低價“吃”掉，然後高價賣出。由於我們的藝術品市場發育還很不完善，這種信譽性的買賣能不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公平公正，很難講。拍賣本來是一種公開、公正的交易形式，結果都能避免不了暗箱操作，“鑒融”模式比拍賣要隱蔽得多，做手腳就更容易了。
當然，我一直覺得，在藝術品融資變現上，典當行還是大有可為的。由於有金縷玉衣事件的前車之鑒，我認為目前刺激銀行去拓展藝術品抵押貸款業務，不太合適。國內幾大銀行都是國有的，一旦失誤要靠全民買單，在鑒定死穴尚未解開的情況下，風險很大。目前，也有一些拍賣公司對其自身拍品在貸款環節中做擔保，但這不可能成為拍賣公司的主營業務。基於這樣的情況，我更看好典當行。典當行作為一個融資交易平臺，具有短平快的特點，貼近人民群眾的生活，貼近社會的基本需求。十年前，我就了解到台北市有兩百家典當行，發展得非常好，社會融資非常活躍。作為一種純社會化的、私營為主的業態，典當行的風險意識很強，即便他們和持寶人之間打起來了，也是單對單的，不會出現行賄受賄、暗箱操作、坑害國家利益等問題，社會“殺傷力”沒那麼大，所以，典當行在藝術品流通上的作用應該可以發揮得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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