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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大小小的英國博物館、美術館陳列中，觀眾不難發現許多展品的標簽上都標著一行不起眼的説明“這件藏品由藝術基金資助購買”。藝術基金(Art Fund，簡稱AF)，是英國一個歷史悠久的慈善組織，它的職能是從公眾中募集資金，資助博物館購買新藏品。創立超過一百年來，AF已經為全英的博物館和美術館提供了共超過5千萬英鎊(相當於現在的10億英鎊，也即100億元人民幣)的資助，共購得超過86萬件來自世界不同地區不同文化的藝術品。這些作品涉及古代藝術、當代藝術、考古學、人類學等文化藝術的各個範疇，其中不乏在美術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巨匠之作，例如現藏國家美術館的畢加索《哭泣的女人》、委拉斯貴支《鏡前的維納斯》、現藏大英博物館的葛飾北齋《神奈川沖浪圖》等，這些作品巨大地充實了我們今天所見的英國博物館收藏體系。
創辦公益性質藝術收藏基金的理念可以追溯到羅斯金(John Ruskin)在1857年的一場講座上的發言。他意識到民眾的力量對支援公共藝術收藏的潛力，提出應該存在一個“偉大的社會體”來拯救和保護公共領域中的藝術收藏。1903年，這個理念終於得以付諸實現，“國家藝術收藏基金”(National Art Collection Fund，即AF的前身)由藝術家與藝術贊助人海寧漢姆(Christiana Herringham)、藝術家與評論家麥考路(D. S. MacColl)，以及藝術世家弗萊(Roger Fry)共同成立，作為對政府在公共藝術收藏方面的資助的補充。自成立以來，AF實行會員制度，從會員費、私人捐助、公開募捐活動等公共來源中募集資金，通過撥款、舉辦個別募捐活動等方式為博物館購買新藏品提供援助。以2010年為例，AF就為超過70家博物館、美術館和相關機構提供了650萬英鎊的資助(超過機構全年支出的65%)，這些資助全部用於為這些機構購買藏品。這家固定員工只有大約40名的小機構對英國博物館界作出了廣泛而深遠的貢獻，要説它促成了英國公共藝術收藏在20世紀的發展也毫不為過。那麼，AF是怎麼吸引公眾的參與，又怎麼把資源分配到各家博物館的呢？為了了解這個機構的運作，筆者採訪了AF的媒體經理布魯姆(Lizzie Bloom)。
《畫廊》：根據我的理解，資助公共藝術收藏並不是一個十分普遍的慈善理念，AF是通過什麼方式吸引民眾的參與，又如何把這個理念推廣出去的呢？
AF：我們現在有大約8萬名會員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會員人數逐年增加，從最初的3000人到現在的規模。我們會不時推出一些公共藝術欣賞的項目，以拓寬我們的受眾層，讓一些對我們的工作不熟悉的人開始關注和了解我們的工作，成為我們的會員。以今年4月推出的“國家藝術通行證”(National Art Pass)為例，這個“通行證”可以讓用戶免費進入分佈于全英各地超過200家的收費博物館、美術館和歷史遺址，還能半價購買各大博物館包括國家美術館、泰特美術館、大英博物館以及V&A博物館等機構的大型特展門票。這個功能強大的通行證的申請手續十分簡便，只要在網路上填一份簡單的個人資訊，免費的通行證便會寄到申請者家中。三個月免費使用期過後，申請者可自行確定是否成為正式的付費會員。項目推出兩個月以來，我們已經開始看到成效，加入我們的人數有了明顯增長。
《畫廊》：這一批鐵桿粉絲的支援為AF的運作起到了關鍵作用，會員的會費和其他私人捐贈成為AF的重要資金來源。以2010年為例，會員會費收入達到320萬英鎊，佔年度總收入的三分之一。那麼除此以外，基金還從哪些地方獲得資金呢？
AF：我們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收入來源來自一些慈善信託會和基金會的捐贈，比如與我們保持長年合作的Wolfson基金會最近就確定將在未來三年內捐贈1500萬英鎊投入我們的收藏資金，其他主要的捐贈機構還包括Esmée Fairbairn基金會等。除此以外，我們設立了“AF服務有限公司”作為附屬的商業機構，它負責操作所有跟公共藝術沒有直接聯繫的收益項目，比如出售我們的會刊《Art Quarterly》上面的廣告版面、通過圖錄或網店銷售我們的藝術商品等。AF服務有限公司的所有利潤都會通過抵稅政策回到AF，以補充我們的運營經費。
《畫廊》：每一年AF都收到大批博物館的資金援助申請，申請個體涉及各種規模和種類的機構。為了保證資金運用得當，AF會對每一份申請進行評估。請問你們在評估這些申請時有些什麼原則或偏向呢？
AF：我們的收藏資金援助對象包括藝術品以及廣義上具有美學意義的器物，從古董到現當代器物都有。在這個大前提下，我們的選擇準則包括：第一，目標器物必須在廣泛的受眾層面上具有意義和價值，這也包括那些得到出口許可或免稅的高價藝術品。 第二是器物必須具有地方特色、具有博物館展示品質。第三，器物能在美學意義上豐富博物館收藏，或者拓寬、發展博物館的收藏領域。除此以外，我們對於提出申請的機構也有一些基本要求，比如機構必須在一年中至少有6個月對公眾開放，而這6個月中每週開放的時間必須不能少於3.5天。同時，申請機構必須是通過博物館、圖書館與檔案館委員會(Museums, Libraries and Archives Council，簡稱MLAC)認證的正規機構。
《畫廊》：那麼具體的撥款決定是誰作出的呢？
AF：所有的撥款決定都是由我們AF的理事會決定的。除了評估博物館本身的條件以及收藏定位、具體收藏需要以外，我們的理事或者他們所選派的代表人還會對撥款申請中涉及的藝術品進行檢驗，以進一步確認撥款的重要性。我們的理事會成員包括美術史家、藝術或商業事務相關的專家等。他們的知識結構包涵了各個時代的藝術，以及藝術的方方面面，也包括博物館管理和商業藝術方面的經驗。當然了，有需要的時候我們也會請教一些外部的專家意見。
《畫廊》：我了解到除了籌款和撥款以外，AF的另外一個職能是分配來自公眾的實物捐贈。收藏捐贈在英國具有悠久的傳統，私人捐贈的收藏成為各大博物館、美術館館藏的重要來源。除了直接捐贈給博物館，公眾也可以把自己的收藏交托給AF，由AF的專家決定藏品的最後歸宿並處理交接過程中的各項事務。這個實物捐贈分配的過程是怎麼運作的？
AF：首先，由於AF是一個經過註冊的正式慈善機構，所有捐贈給AF的藝術品都可以獲得遺産稅費的減免。接收遺贈時，如果捐贈人沒有特別指定接收的機構的話，AF就會根據職員和理事會成員的專業知識評估藏品的性質和博物館的實際情況，包括收藏定位、規模、保存和展覽條件等，確定最適合接收捐贈的機構；當捐贈的規模比較大的時候，接收的博物館往往不只一家。名單確定下來以後，AF會負責所有跟博物館的溝通，包括藏品運輸、交接文件等。在捐贈正式進入接收機構的館藏之前，AF會要求接收捐贈的博物館簽一份協議，以確保藝術品能夠獲得適當的照顧和保護，並且保證在將來不會被博物館丟棄；同時，藝術品必須作為博物館的保留館藏以長期展覽等形式對公眾開放；另外，在展覽以及藏品的相關記錄中必須對捐贈者作出適當的鳴謝。捐贈的藝術品送到新“家”以後，新藏品會通過AF的會員通訊、會刊、大眾媒體、網路以及員工的宣傳等進入推廣流程。
根據Lizzie的介紹，上述的過程是AF進行實物捐贈分配的既定運作模式。以2003年的奧維特捐贈(Jack Outhwaite Bequest)為例，這個捐贈包括中國、日本陶瓷等共306件器物，可以説是20世紀英國私人東方藝術收藏的一個典型。為此，AF邀請了時任V&A博物館東方藝術部部長的美術史家克爾(Rose Kerr)作為顧問。經過評估，克爾選擇了格拉斯哥佈雷塞爾收藏館、杜倫大學東方博物館以及布裏斯托城市美術館為接收機構。當時格拉斯哥佈雷塞爾收藏館已經擁有大批精美的中國陶瓷收藏，卻因收藏家佈雷塞爾爵士本人的喜好而獨獨缺乏清代陶瓷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粉彩這一類別。於是，克爾聯繫到收藏館的中國部分策展人，把奧維特捐贈中的67件雍正粉彩捐贈給了佈雷塞爾收藏館。而杜倫大學東方博物館則以超過萬件的中國文物和同樣精美的埃及收藏聞名著稱，其他東方文化遠東、東南亞以及中東文化的收藏則大為遜色，奧維特捐贈中的9件日本陶瓷落戶杜倫，為博物館的東方元素增加了豐富的內容。而捐贈給布裏斯托的228件中國陶瓷及玻璃器則成為這個港口城市的貿易史的物質見證。這個例子很好地詮釋了AF對於公共藝術收藏與博物館自身發展的關係的理解。
作為一個公募慈善基金，AF不涉及任何政府背景的資金來源或國家彩票基金援助，這有力地保證了基金的運作、資金使用的獨立性和公正性。同時，AF舉辦的活動中包括了對政府在藝術捐贈的稅費減免方面的政策的討論和回應，並對政府提出相應的建議，以促進政府從政策層面支援私人對公共藝術收藏的捐贈。例如，自聯合政府執政以來，公共支出包括公共文化藝術支出不斷被削減，聯合政府提出“付出的文化”(Cultural of Giving)一説，鼓勵私人對公共文化藝術的資助。對此，AF作出了三點建議：推廣公益慈善理念，保證捐贈者得到社會的承認和感謝；利用稅收制度獎勵捐贈者；鼓勵通過合適的途徑進行捐贈，保證資金用在適當途徑。
AF的模式對於中國博物館和美術館、尤其是當代美術館的收藏系統顯然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單一的資金來源、藝術品水漲船高的身價、博物館和美術館本色的經營困境等，構成了博物館擴大收藏的主要困難，不少機構只能通過與展覽方“以物換展”的方式充實館藏。那麼，像AF這樣的公募基金、獨立運作模式又能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呢？從根本上來説，中國並不具備建立一個公募慈善藝術基金的群眾基礎，不管是資金形式還是實物形式的藝術捐贈活動都沒有形成氣候。本刊2009年7月刊《民營當代美術館應該如何突出重圍？》一文曾經討論過這個問題：儘管我國國民經濟快速增長，人們對文化事業的關注度也越來越高，但是相關的捐助卻幾乎沒有得到宣傳；制度上，國家訂立的文化事業捐贈的扣稅優惠也鮮為人知。此外，現行的博物館開放性有限，並不足以體現公共收藏的“公共”性質，也無法為公共藝術收藏的推廣提供有説服力的保證。AF的例子對於中國博物館和美術館界最有啟示意義的一點在於，它證明了公眾對博物館收藏發展的龐大的推動潛能，也説明瞭博物館的公共性與開放性對促進其本身發展的重要意義AF會員和各慈善基金的援助為英國博物館公共藝術收藏的建立和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而也正是這些援助用得其所、收藏品真正能為公共所有、為公眾所欣賞、博物館真正為社會服務，才使AF得以延續百年發展歷程，促成其不可估量的社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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