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上綱上線的道德指責，完全臨界公然誹謗的實質。雙年展封殺了一些作品是不爭的事實，表明王軍指出雙年展缺乏獨立性、民主性是確鑿無疑的，而且它也不是朱其所能決定的，包括他本身也不承認官方對行為藝術的緊張態度。此外，朱其在沒有陳述事實便給王軍扣上有文革遺風“紅衛兵”帽子，這本身就是一種不講理的文革遺風。近年，中國藝術的理論匱乏達到一味兒拿“文革遺風”、“語言暴力”作為應對質疑批評的現成詞彙，它應當引發一名理論家的防備警覺。再有就是不論王軍宣佈退展，還是私下實施行為藝術，它都不足以上升到一種“殘酷無情”的罪行程度。何況一個展覽有沒有獨立性與民主性，它與藝術家追求民主、獨立是兩個不同的主體關係，藝術家的急功近利或自私人格並妨礙他們擁有追求民主與獨立的權利。朱其這裡存在嚴重的偷換概念、混淆是非，對王軍的道德指責更是有失恰當，使王軍成了一個“人格齷齪”的劣質之徒。事實上，從整個事件來看，凡是朱其、官方、管委會強加給王軍的東西，都是他難以接受的，因為它們不是強權不合理的，王軍如果全盤遵守，不採取應對的“陽奉陰違”的策略，那意味著他所有付出都付于東流。面對不講理的人，講理的美德變成了一種縱惡犯罪，特殊的人事環境，王軍的種種行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朱其對王軍的不滿反映了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王軍的陽奉陰違給朱其帶來一下潛在壓力，主要是來自官方與管委會；二是王軍在退展公開信中否認雙年展的獨立性與民主性，無疑給整個活動帶來聲譽的損害；三是王軍又私下搶在開幕前進行了行為活動，並拉走了活動媒體，這有挖墻角、搶風頭的嫌疑。由此就不難發現朱其對王軍不滿的理由，同樣不失為一己之利，故而言不遜就在所難免。但不可否認的是，不論是王軍還是哪些不請自來的藝術家、禁而不止的作品，都給這次雙年展帶來巨大的影響力，表明藝術作品離不開生效的現實語境基礎，否則任何藝術都處於無所指的孤立狀態。為此，朱其大可以“偷著樂”，這也是他付出努力的應有報酬。

值得一提的是：一位出色的藝術策展人，充其量不過是名高級的觀眾，絕對不能取代藝術與藝術家本身之上，否則就是策展人的霸權越位。換言之，一名富有經驗而具有修養的策展人，不會簡單地將他認為是優秀作品呈現給社會公眾，還要不懈餘力地對外介紹藝術家，這是策展人對藝術與藝術家的起碼尊重。策展人最大倫理忌諱就是跟藝術家爭搶風頭。藝術策展人不同於導演，其本身不是藝術創造的直接參與者，而是負責召集活動和挑選作品的學術展務。雖然一個展覽的成功與否，跟舉辦方存在密切關係，但它不能取代藝術或藝術家的主體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