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798雙年展的“策展人風波”

——策展人不過是一名高級觀眾

程美信

首屆798雙年展的成功之處在於一個“亂”字，這可能是超出舉辦方意料之外的“收穫”。那就是雙年展的週邊活動、不請自來的藝術家、禁而不止的作品。儘管總策人朱其與行為單元策展人王軍發生了一些不愉快，但應該看到這次雙年展是中國近年最好的藝術大展。由於國情體制的關係，藝術要達到充分的自由表達，不採取一些陽奉陰違的策略是難以實施的，特殊的社會意境決定了藝術的特殊表現方式。遺憾的是，朱其對此不僅大為不屑，反而公開侮辱王軍及一些不守規矩藝術家，認為他們借封殺來炒作自己，所謂“一種反叛名譽學和經濟學”。這顯然是種黑白顛倒的強權邏輯，也代表了一種庸俗化的狹隘偏見，完全不符一名雙年展“藝術總監”應有的態度方式。

朱其在接受《Art概》雜誌採訪時説：“在這次798雙年展期間，我從未見過有這樣人格齷齪的“獨立”藝術家，為了製造被封殺的藉口，把自己潛伏進來，先跟我保證不做某些行為藝術，然後一轉身又開始做了，並對媒體稱自己受到打壓。”很顯然，這裡是指王軍退展一事。事實上，行為單元已經被封殺了，否則王軍沒必要向朱其保證“不做”。也許，朱其有朱其的難處，官老爺的臉色畢竟比王軍的行為單元要重要得多。因此，他痛斥王軍是人格齷齪的‘獨立’藝術家，並指責王軍借“封殺”來炒作自己，所謂“這在當代藝術圈早已不是一個秘密，即存在一種反叛名譽學和經濟學，背叛官方並不一定是個賠本的買賣，以前在東村、圓明園藝術村就有這樣熱衷此道的藝術家。”

可以説，朱其對王軍的指責是極為惡劣的，從根本上違背了道義原則。正如一名父親打孩子，朱其反而去指責痛哭的孩子在“炒作”，故意損害父親的名譽。照理，朱其很清楚官方對當代藝術及行為藝術的態度，並不在於行為藝術和藝術家的好惡。藝術表達只要不具有公害性，它的展示不應該受到限制，這也是憲法明確保障的公民表達權。為此，朱其傾向官方的強權邏輯，把明明是的打壓和封殺，視為一種藝術家夢寐以求的炒作“經濟學”，這是一種典型避重就輕的黑白顛倒。過去“F4”等人的繪畫遭到官方封殺而引發一些國際同情，由此名聲遠揚和身價倍增，但不能否認官方行為的非法實質，而不是藝術家的單方製造的事端，即便一些藝術家後來走向招安的政治投機。應當看到，本來一切是藝術家以及公民的正當權利，只是政治強權使他們走向一種扭曲狀態。在極權體制下，不論是國民人格還是社會行為，出現分裂扭曲是在所難免的，藝術與藝術家自然不會例外。

如果按照朱其的邏輯，王軍及其他行為藝術只能忍氣吞聲，任何陽奉陰違就意味著是一種不道德的齷齪行為，或者為了成名不顧一切的自我炒作。事實上，不論那一種手段的“炒作”， 它應當是現代人的基本權利，如同女人熱愛打扮一樣無可厚非；關鍵在於“炒”有沒有價值，它的最大不當也只是弄巧成拙。其次，“炒作”比起極權主義的罪惡制度是微不足道的。退一步説，按“炒作”的庸俗偏見，朱其何嘗又不是炒作自己，恐怕連我寫篇批評文章都被看作是一種炒作自己的齷齪行為。故此，試圖拿“炒作”或“成名”的道德庸見來説明什麼道理是困難的。

當記者採訪朱其時，問及王軍等藝術家的退展公開信中指雙年展沒有獨立性和民主性。朱其的回答是：“王軍把現在他跟雙年展的關係表述成獨立和反獨立、民主和反民主的關係，事情實際上沒有這麼簡單，有些行為藝術家有追求民主和獨立的一面，但也會有同時具有急功近利和自私人格的一面，就像歷史上的革命者，並不完全是都為他人著想的。在崇高的名義下可以欺騙和爭奪利益。我也不認為他們宣佈退出的聲明代表獨立精神和民主，我覺得他們身上有幾十年前革命和文革年代紅衛兵的遺風，為了崇高的真理和集體口號一夜之間可以變得殘酷無情，為了個人表達的自由而犧牲別人的權力，這是一種極端的自我中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