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無所有
“如果你一定要問我從什麼時候開始藝術創作的，我可以告訴你，那是在很小很小的時候。我的一生，我活著的每一個日子，都與藝術相關。要是人可以有來世，我還想再做藝術家。無論生與死，藝術對於我來説就是一切。”
在接受《外灘畫報》採訪時，草間彌生一遍又一遍地表述著藝術對於她的重要性，藝術是她一生中唯一抓住的東西。
1929年，草間彌生出生在日本長野縣松本市的一個富裕家庭，家族經營種子生意一百多年。
在10歲時，草間彌生畫了一幅鉛筆畫，一個小女孩陰鬱而安靜，沒有一絲笑容，這恰恰是她童年的寫照。
母親將家族生意經營得有聲有色，卻對女兒的精神疾病一無所知。在她看來，草間彌生所謂的幻覺都是在胡説八道，而畫畫更不是富家女應該做的事情，她更希望自己的孩子成為“收藏藝術品的人”。母親毀掉草間彌生的畫布，罰她和工人們一起幹活，經常把她關起來。“每天打我，還踢我屁股”，強烈的恐怖感讓草間彌生的精神接近崩潰。
童年的記憶雖不盡美好，卻極大地激發了她的創造力。草間彌生不但“發明”了那些張牙舞爪的類似花卉的植物，還把它們做得越來越龐大。花和植物成為草間彌生近來創作的主題，並已經在洛杉磯展出了“午夜怒放之花”系列，正是因為她對童年的回憶。
1955年，26歲的草間彌生在舊書店發現了美國女畫家喬治亞歐姬芙的作品。在一位懂英文的堂兄的幫助下，她寫信給喬志亞歐姬芙尋求幫助。“雖然我在遠方，雖然我在藝術的道路上才剛剛起步，我還是懇請你為我指路……”深受感動的女畫家回信給草間彌生，表示願意在美國推薦她的作品。
1957 年，草間彌生拿到了去美國的簽證，離開之前，母親給了草間彌生100 萬日元，告訴她永遠不要踏入家門。臨走時，她在家外的河堤上毀掉了數千件作品，表達對母親的憤怒。
在日後的小説《中央公園的毛地黃》中，草間彌生通過描寫一名日本女孩在紐約的遭遇展現了自己的早年經歷：孤獨潦倒，身無分文，仍然不打算回日本；她夾著自己的畫在城市中的畫廊間穿梭；由於不懂英語，這個小個子、相貌並不出眾的東方女人賣掉一張作品都異常困難；在租住的公寓裏，她半夜會被凍醒，一直畫畫到天亮；在街邊的垃圾籃中拾起魚頭和丟棄的爛菜葉，並用這些材料熬一碗熱湯。
“在美國人眼中，日本女人就好像溫室裏的花朵，草間彌生打破了這樣的看法，她強悍而具有創造性。”紐約評論家Gordon Brown 在1960 年代接受採訪時有這樣的表述。
美國藝術家約瑟夫柯內爾的出現給草間彌生的人生增添浪漫色彩。柯內爾是近代美國著名藝術家、雕塑家和實驗電影先鋒人物。“第一次見到他時，他穿著一件奇怪的外套，我被嚇壞了，以為自己見到的是一個幽靈。”
“ 他每天寫信給我，打無數個電話給我，在電話中呼喚我，以至於有人問我，電話是不是壞掉了。我説，不是的，是因為他一直在和我通話。”草間彌生後來回憶，柯內爾有一天，竟然給她寫了14封信。自上世紀60 年代認識後，兩人一直相伴，直至1972 年約瑟夫柯內爾去世。
愛人的去世給草間彌生沉重的打擊，她的精神問題越來越嚴重。1973 年，約瑟夫柯內爾去世的第二年，草間彌生從紐約回到東京，離開藝術家與評論家，逃出媒體視野，獨自一人在精神療養院生活。
波爾卡圓點女王的誕生
有人猜測，草間彌生把自己關進精神療養院，是在約瑟夫柯內爾去世後的一種自我懲罰。她為博取盛名而進行的瘋狂行動感到後悔，認為自 己更應該聽從約瑟夫柯內爾的意見，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作品上。
1959 年，在抵達紐約18 個月之後，草間彌生的五件作品參加第10 街布拉塔美術館的一次年輕藝術家群展，每一件作品都是在一個稍暗的灰白色背景上，繪滿網狀圖案，她的圓點受到紐約知名評論家的注意。
唐納德賈德在《藝術新聞》中寫道：“草間彌生是一位原創型的畫家。展覽中的五幅白色巨幅作品無論在概念上還是其實現方式上都是前衛而有力的它發自於那些溶于平面的點，也發自於那些稍微偏離的但效果強烈的點……”
1964 年，草間彌生組織了名為“千船會”的展覽，她把陰莖模樣的軟雕塑塞進船裏，擺滿了整個房間，房間的周圍都是這些作品的圖片，那些突出的陰莖從墻壁上的印刷品中得到回應，所有人都覺得淹沒其中了。
由於精神疾病的影響，草間彌生將極度重復擴展到雕塑和裝置藝術領域。更為有趣的是，這竟然引領了未來美國波普藝術的潮流。安迪沃霍爾類似形式的展覽“牛首交錯”出現于1966 年。草間彌生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多次指出包括安迪沃霍爾在內的美國藝術家曾經借鑒過自己的想法，而這些人在美國都“發了財”。
即便是在舉辦轟動一時的“千船會”展覽之後，草間彌生還是不被紐約主流藝術圈所認可，甚至總是在財務上深陷困境。1967 年，當得知無法獲得預期的展出機會之後，她開始自己演出，草間彌生的標誌性圓點蔓延到千奇百怪的物體表面之後，又鋪到了現場行為表演的裸體之上。
“在華爾街的紐約證交所旁，四個裸女正隨著鼓手敲出來的節奏扭動著，而草間彌生在她的律師陪同下，正向她們裸露的身體上噴著藍色的波爾卡圓點。警察迅速驅散了他們。”
1968 年，草間彌生瘋狂組織“人體炸裂”的系列裸體集會後，迅速成為美國媒體追逐的對象。她化著濃粧，披著長髮，穿著自己改制的怪異服裝，依傍“自由女神”像，或在中央公園的“仙女愛麗絲”雕像處恣意地表演，人潮從四面湧來。每個觀眾需要付2 美元“門票”。借此行為藝術，草間彌生獲得不菲的收入。1969 年，在紐約MOMA 的一次展出之後，這個日本女人成為《紐約時報》的封面人物，其頭版圖片的副標題卻是“但這是藝術嗎？”。
平日裏，草間彌生內斂而安靜，年輕東方女性的面孔在紐約藝術界非常新鮮；但在行為表演中，她瘋狂而投入，徹底釋放甚至是裸露登場。她的一些老朋友開始背棄疏遠她，認為草間彌生為求成名已經把自己降格到非藝術家行列。遠在日本的草間彌生家人得知她在公共場合的放蕩言行後深感恐懼，終止了和她的聯繫。
引領前衛半個世紀
草間彌生在美國的十幾年，正值波普藝術的興盛期。多年以後，當評論家們重新梳理她的創作歷程時，把草間彌生式的瘋狂，歸位於複雜的社會環境：“那是一個‘嬉皮士’橫行的時代，草間彌生很快就意識到這個國家正在流行什麼，他們抗議越戰，吸食毒品，追逐東方神秘，尋求外來宗教的庇護，崇尚性解放。很多人開始以打破常規為生，一些人因此變得富有和出名。”
草間彌生在紐約的經歷將日本人的名字寫入西方波普藝術史，1962 年，草間彌生與安迪沃霍爾等一起參加在綠色畫廊的群展。綠色畫廊同年本打算為她舉行個人展覽，但因缺乏資金不得不放棄。當Olden Burg 的個展在綠色畫廊開幕時，包含于草間彌生無限重復的男性生殖器相似的軟雕塑。他的妻子訴説了草間彌生對某些作品的影響。“ 很抱歉我們採納了您的創意。”她説。
幾乎是在相同的時間段，安迪沃霍爾就像經營一個模倣品的批發店一般不斷吸收周圍的一切元素。在草間彌生“千船會”展覽的開幕式上，沃霍爾帶著極震驚的表情對其完美表現大加稱讚。如果草間彌生不是因為精神疾病離開紐約，她會是安迪沃霍爾藝術地位的最有力競爭者，但精神疾病恰恰又是草間彌生幾十年創作的主導。
國內評論家陸蓉之把草間彌生和小野洋子比作20 世紀國際藝壇最閃耀的女明星。小野洋子與列儂的世紀之戀以及與歐美藝壇核心勢力的接觸，都使得她在流行文化中的知名度遠遠大於草間彌生。“但就具有標誌特性的獨特藝術風格以及開創性來説，草間彌生的復活源自她的藝術本身。”陸蓉之這樣説。
“在小野洋子遇到列儂之前，她的作品就已經很棒了。但從某種意義而言，列儂使得她更受關注。草間彌生的經歷雖然傳奇，卻沒有一個類似列儂的角色，這可能是她並非盡人皆知的原因之一。”獨立策展人方振寧這樣評價：“不容忽視的是，她既是日本當代藝術的先鋒，在紐約期間，更影響了美國的波普藝術。”
曾經邀請草間彌生參加台北畫廊博覽會的洪平濤回憶：“那次，草間彌生的幾十件繪畫或小件雕塑被搶購一空，遺憾的是那個巨大的南瓜在兩三個月後都沒有賣出。因為在台北找不到合適的倉庫，我們把南瓜運到了鄉下，包裹得嚴嚴實實，放在田裏，好像一個碉堡，直到最後被運回日本。”這一巨型南瓜當時的價格不超過50 萬元，而今天已經漲了數十倍。10 年間。每每提及此事，洪平濤都覺得惋惜。
1966 年，草間彌生“非法”參加威尼斯雙年展。她未經同意就帶著作品《那克索斯的花園》(Narcissus Garden) 出現在綠園中央的義大利館前面，1500個金色鏡球( 內部是塑膠制) 構成的裝置，醒目突出，她本人穿著金色和服端坐其中。並立牌告示：一個金球價格2美元，強調藝術品可以像熱狗一樣叫賣。在被雙年展組委會請出去之後，她穿著猩紅色的緊身衣攤開雙臂躺在鏡球中間，風頭超過所有參展藝術家。
1993 年，草間彌生獨自代表日本參加威尼斯雙年展，日本政府專門為她設立主題館，以此向這位前衛女王致敬，草間彌生在本國以及國際藝術地位重新得以確立。幾十年精神療養院的生活打磨掉了草間彌生的叛逆，她的作品回歸架上繪畫和雕塑，佈滿圓點南瓜系列作品成為經典。同時，草間彌生還把她的圓點鋪到設計類産品上，為蘭蔻設計的化粧包和為AU 設計的手機都在熱賣，昔日紐約轟轟烈烈的“前衛女王”至今依然引領時尚。
“無論你是否了解草間彌生，一看到作品就馬上知道她來自日本。這與意識形態並沒有關係，只是因為她把日本民間文化的親切感和現代社會一體化了。無窮無盡的圓點是她的標誌，一直在重復，卻又永遠時尚。”洪平濤如是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