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不是為了藝術，我應該很早就自殺了。”
85歲的草間彌生，過著精神療養院和工作室之間兩點一線的生活。她入住的醫院就在工作室對馬路，步行僅5分鐘。醫院生活相當規律，早上起來7點檢查體溫，晚上9點就寢。她早上9點半到工作室開始創作，午飯5分鐘完成，然後接著畫，直到傍晚7點。
緊握畫筆的草間彌生，仿佛在跟時間搏鬥，像草一樣頑強生長。
這個瘦小的日本老太太，套一件寬鬆鮮麗的長袍，上面綴滿她那些標誌性的波爾卡圓點。
若是出席公眾活動，她會戴一頂亮粉色假發套，吩咐助手，“把我的‘帽子’拿來。”
面對鏡頭，她佝僂著背，嘟著小嘴，瞪著一雙大圓眼，煤精般的眸子幾乎不怎麼轉動；她自顧自囁嚅著塗鴉著，根本沒心思搭理問話的人。
圓點和她的精神病一樣，成為草間彌生身上最深的印記。藝術天后、精神病患者、圓點女王、日本怪婆婆等諸多標簽加在一起，都不足以概括她複雜多變的一生。
1960年代，亞洲女子草間彌生是紐約前衛藝術的先鋒人物，影響力堪與波普藝術領袖安迪？沃霍爾匹敵。40年前，她回到東京，住進精神療養院，銷聲匿跡。1993年，她獨自代表日本參加威尼斯雙年展，重出江湖，確立了自己在國際藝術界的地位。
國際上對草間彌生作品的認定——涵蓋五十多年來的水彩、拼貼、繪畫、雕塑、裝置及行為藝術——是最近幾年當代藝術史上的事情。在長期被認作精神異常的放逐者之後，草間彌生如今被視作日本現存的國寶級藝術家。她用半個多世紀的創作不斷證明自己，和小野洋子等人共同見證了當代藝術史，並被選入全球百大藝術家（亞洲僅兩位入選）。
2009年6月底，英國《泰晤士報》公佈20世紀最偉大的200名藝術家調查結果。畢加索、塞尚名列第一、第二，中國無人入選，日本有4位藝術家上榜：草間彌生、村上隆、杉本博司和野口勇。相比村上隆等人，“怪婆婆”草間彌生比他們提前了整整三四十年，用她自己的話説，“我比村上隆好多了，壓倒性勝利！”
去年年底，上海當代藝術館帶來草間彌生在中國的首次大型個展“草間彌生——我的一個夢”，開幕當天館外就排起長龍，展覽火爆至今，每次都要排隊兩三小時才能進館，但絲毫沒有消磨粉絲的熱情。經典的南瓜雕塑將藝術館裏外佈置得艷麗時尚；巨大的、重復的、紅白相間的圓點，在展廳各個角落蔓延。一百多件展品中，包括極具視覺衝擊力的大尺幅裝置、繪畫、雕塑和視頻，讓觀眾不知不覺中掉入草間彌生創造的神秘幻境中。
“活到如今，我愈發感到沒時間攀登各個藝術領域的高峰了，我現在不能浪費哪怕一分鐘。”因忙於創作，草間彌生本人沒有親臨上海展覽現場，回答本刊記者書面專訪時，她解釋道：“我如今的創作熱情比此生任何時候都強烈。通過藝術我明白了生死，以及這個世界上綿延存活的眾生；作為人類，通過創作，我不斷學習愛與和平的真諦，宇宙萬物的奧秘，我迫不及待要把這些都展現在畫布上，可以説，我每天都冒著生命危險在創作。”
花朵、圓點、南瓜，沒人看見草瘋長
草間彌生1929年生於日本長野縣松本市一戶富裕家庭，家族經營種子生意一百多年。“當時溫室還很稀有，但我們家就有6間，常常會有學校帶學生來參觀。我家算是資産階級，會贊助當地畫家，可是一旦我想要成為畫家，那又另當別論。”
10歲那年，她用鉛筆畫了一個安靜、憂鬱的小女孩，這是她的童年寫照。
“我很小的時候，經常帶著素描本跑去家裏的採種場玩。那裏有一大片槿花，我會坐在花圃裏胡思亂想。某一天，一朵朵槿花像人一樣擺出不同表情開始和我説話，它們的聲音越來越大，大到我的耳朵開始痛。”
為了抵抗幻覺帶來的驚恐，她拿起了畫筆，畫了許多張牙舞爪類似花朵的植物，後來做得越來越龐大。植物主題在她的創作中延續，反映的就是她對童年的回憶。
然而，她的精神疾病和對繪畫的興趣，遭到母親的無視和嘲諷。在母親看來，草間彌生所謂的幻覺都是胡説八道，畫畫更不是富家女應該做的事，她毀掉了草間彌生的畫布，罰她和工人一起幹活，還經常把她關起來打罵。“母親常跟我説，沒生你就好了，還打到我幾乎失聰。我經常離家出走，晚上站在街頭希望過往的車輛結束我的生命，我曾企圖臥軌自殺，但那時的我太小太輕，風太大，我的身子飄了起來。”
草間彌生的父親是入贅到她母親家的，他的放蕩生活導致妻子歇斯底里。“每次父親出去找情人，母親都叫我去跟蹤，我在冬天的寒風中流鼻水，一邊發抖一邊走，由於年紀小，我一下就被父親甩掉了，結果回到家，母親又對我大發雷霆。在這慘澹的家庭裏生活，只有畫畫能讓我清醒。”
1941年，積年累月的戰爭擴大演變至太平洋戰爭階段，大約這時候，草間彌生患上了神經性視聽障礙，她經常出現幻覺，看到的世界仿佛隔著一層斑點狀的網，“身邊出現薄紗一樣的灰色帳幕將我蓋住”。強烈的恐怖感讓她的精神接近崩潰，於是她開始畫這些斑點，自那以後，圓點成了她作品中的標誌性圖案，她把它們看成來自宇宙和自然的信號，“地球也不過只是百萬個圓點中的一個。”
1948年，19歲的草間彌生進入京都市立美術工藝學校。“我一點都不喜歡古板且保守的學校。老師什麼也不教，只要我們拼命把圖畫得精細，我實在受不了，大部分時間都在蹺課自己作畫。而且，我也很討厭京都那種給畫家排名，或者是搞師徒關係之類的麻煩事。”
蹺課期間，她住進山裏打坐冥想，畫了不少“和人頭一樣大”的南瓜，“日本人用‘唐南瓜小子’來批評長得很醜的男人，或者用‘南瓜長眼鼻’形容人又矮又胖，感覺南瓜的形象並不太好，但南瓜的外型實在太可愛了，我完全無法抗拒。南瓜這種形狀，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它脂粉未施的大肚子，還有它強大的精神安定感。我和南瓜對坐著，就像達摩面壁10年那樣，我可以花一整個月畫一個南瓜，甚而廢寢忘食。”
由於逃學過多，京都的美術學校準備將她開除，於是她返回長野老家，“當時我非常清楚，如果想在藝術上走得更遠，必須逃離日本這個封閉的地方。我必須越過家鄉這座高山，才能觸摸到外面的世界。”
1955年，26歲的草間彌生在舊書店發現了美國女畫家喬治亞？歐姬芙的作品。在一位懂英文的堂兄幫助下，她寫信給歐姬芙尋求幫助。“雖然我在遠方，我在藝術道路上才剛起步，我還是懇請您為我指路……”深受感動的女畫家給她回了信，表示願意在美國推薦她的作品。兩年後，她拿到了前往美國的簽證，離開之前，母親給了她100萬日元，告訴她永遠不要踏入家門。“我到美國後，即使窮到快要餓死，也沒有再去求她。”
臨走時，草間彌生在家外河堤上毀掉了數千件畫作，“我一把火全燒了，就是想和當下生活告別，並且激勵自己，一定要畫出更好的作品，我就是抱著這個覺悟前往美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