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居翰
最後的著述
美國堪薩斯城的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是收藏中國古代書畫的頂級博物館之一。該館前中國藝術部主任、現任斯坦福大學坎特藝術中心亞洲藝術主任楊曉能回憶，他1993年入納爾遜工作，到2007年離開，其間因為學術關係和高居翰先生時有書信溝通，也親見了這位前輩學者晚年在博物館的一段研究。
“1999年，我在華盛頓國家美術館做了一個展覽——‘中國考古的黃金時代’，高先生對這個話題感興趣，來往就多一點。他也專程到納爾遜來看東西。過去，研究中國藝術史的美國學者多看重傳統文人畫，對實用和裝飾的世俗繪畫比較輕視，但高先生似乎沒有這種偏見，晚年他一直在做關於這類繪畫的研究。納爾遜的館藏中有一件《清宮珍寶皕美圖》，沒有確切出版年代和出版資訊，應是民國珂羅版，另外館裏還收藏了較為珍貴的17世紀的《金瓶梅》冊頁，高先生為此特意過來研看原作。對這些藏品的研究成果，他都發表在生前最後出版的那本書中。”楊曉能在電話採訪中告訴本刊。
三聯書店出版的高居翰作品系列
他提到的這本書，英文名為《Pictures for Use and Pleasure：Vernacular Painting in High Qing China》，是高居翰最後一本著述，其中文譯本《致用與娛情的圖像：大清盛世的世俗繪畫》年內將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
《致用與娛情的圖像》英文版
另一本將在大陸新出中譯本的高居翰作品，是寫于1960年的《中國繪畫》（Chinese Painting），這也是他最早的成名作。楊曉能説，這本通史意義的小書文字漂亮，以淺顯生動的方式引領西方藝術愛好者了解中國繪畫。“如果以在美國的再版數來衡量，它比後來《氣勢撼人》、《江岸送別》等繪畫史系列的影響面更大，只是國內讀者知之不多。”
對高居翰的這本《中國繪畫》，著名藝術史學者、中央美院人文學院院長尹吉男也有很深的印象。他告訴本刊：“1984年，我在中央美院讀繪畫史和古書畫鑒定的研究生時，讀到了台灣李渝女士翻譯的高居翰的《中國繪畫》。兩年前，我有學生還在台北‘故宮’買到過，好像重印了很多版。當時覺得這本類似概論的書寫法很不一樣。我們過去的美術史基本有兩個特點：一是晚清民國以來的畫學傳統，比較重文獻而輕作品，像俞劍華、鄭午昌撰寫的中國美術史都屬於文獻派，包括傅抱石、潘天壽的著述也有這個特點，因為他們是畫家出身，欣賞畫作自然不成問題，在寫作中就較為忽略。摘錄畫史、畫論、缺少繪畫作品分析傳統，這成為晚清以來寫作的主流。另外一種美術史就是我們當時使用的教材，還屬於用馬克思主義史學觀來寫的，重視階級分析。後來高居翰較早到中國來，和中央美院有很多交流，也帶來了一些國外的書籍資料。”
尹吉男説，同時期他們讀到的還有另一位美國藝術史家李鑄晉關於趙孟頫的研究，不算完整一本書，只是當時人民美術出版社印的一本小冊子。“還有一些海外學者的東西被翻譯過來，比如方聞的《心印：中國書畫風格與結構分析》，‘畫為心印’，他以此講述中國繪畫觀。在台北‘故宮博物院’院刊和一些港臺學術期刊上，我們也能讀到高居翰、班宗華、蘇立文發表的文章。”
尹吉男認為，高居翰有10年以上的博物館工作經歷，這點非常重要。“我在美院是學古書畫鑒定的，所以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有機會跟隨當時國家書畫鑒定小組的六大專家直接學習，在上海和東北看了大量實物。在這個過程中我發現，鑒定專家和美術史家的治學方法是有區別的，鑒定家比較重視繪畫的基本風格、樣式、筆法、師承，因為他們遇到的是最實在的真偽問題。我後來讀到高居翰他們的文章，也會從鑒定的角度來讀。我認為在西方美術史家裏面，高居翰的知識總量非常驚人，堪稱博學。有些學者可以和人敞開了聊各種問題，而有些是把能説的都寫進書裏了，沒有更多富餘東西，所以會懼怕樸素的聊天。但高居翰就可以跟他聊任何題目。我認識他算比較早——1988年我發表碩士論文討論江蘇淮安王鎮墓出土的25張書畫，高居翰引用過其中資料，所以他到中國來的時候就找我吃飯。他中文説得不好，需要翻譯，但仍聊了很多。當時我偶然提到明前期在福建地區文人有學米芾的傳統，其中有個叫高棅的詩人，也會畫，所取字號‘漫士’就和景仰米芾有關係，米芾有個號叫‘襄陽漫士’。美術史界幾乎沒人會關注到這個人，但高居翰馬上説，他在日本看到過此人一幅畫，畫的是米氏雲山，印章就是‘廷禮’兩個字。所以我覺得高先生不但博學、敏銳，而且記憶力驚人。”
高居翰寫作《致用與娛情的圖像》時，在美國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研究過的17世紀《金瓶梅》冊頁（圖為其中兩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