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美國當地時間2014年2月14日，美國西海岸的“學術巨人”、著名中國藝術史學家高居翰(James Cahill)仙逝于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伯克利的家中，享年87歲。這位1926年出生於加利福尼亞的福特布萊格的美國人，係1950年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東方語言學士，1952年、1958年密執安大學藝術史碩士、博士，1954-1955年獲得富布賴特獎學金，從1965年到1994年榮休，他任伯克萊藝術史教授。高居翰還曾謝絕哈佛大學給他最高等級的“大學教授”的聘任，堅持回到伯克萊。美國大學藝術學會于1995年和2007年分別授予高居翰藝術史教學終生成就獎和藝術寫作終生成就獎。這位孜孜不倦的“學術巨人”有著這麼一位忘年之交——來自台灣國立台南藝術大學榮譽教授徐小虎。徐小虎15歲時就認識高居翰，當時她還在美國念高中。這位經常自詡為是“在學術圈之外的流浪者”的徐小虎坦言，高居翰是最“慷慨“的好朋友、老朋友，“我們雖然意見越來越不一樣，但他是我最好最好的朋友之一。”記者聯繫上這位年近八十的老太時，她説咱們微信聊吧……
“我比他小8歲，但那時我們的學識有很大的差別。”
“啊!那是在華盛頓，一個外國學生俱樂部。我是來自中國，當時比較不習慣美國的文化，外國學生俱樂部有很多歐洲人，我就覺得很親切。我記得當時他都沒跟我講他跟中國藝術有任何關係。”微信語聊那頭展現的是一個聲音略顯“調皮”的老太。
當時15歲的徐小虎跟高居翰有過一面之緣，但那時徐小虎根本不知道這位年輕的帥哥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高居翰。直到1964年，徐小虎進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亞洲藝術與考古研究所進修，一次演講上，迎面走來一位白頭髮的“老先生”對她寒暄道：“Are you Joan Xu?你不記得我了嗎?”徐小虎在心裏嘀咕道：難道這位偉大的Cahill先生認識我嗎?
徐小虎的普林斯頓時期，那時她已經30歲。“那個時候Cahill的書是大家都讀的。我比他小8歲，可是那個8歲就有很大的差別，那個時候他已經做了好多事情，他在弗利爾(指高居翰在華盛頓弗利爾美術館當中國書畫部顧問時期)已經在做研究，所以他已經成就很深了，已經做了好多中國藝術史的事情，但當時他沒有給我講，那個時候我還只是個高中學生，並沒有曉得有中國藝術史這個東西。所以再認識他的時候，是1964年他到普林斯頓來演講時，我覺得那個時候他的整個基礎都已經打好了。”徐小虎説到。
在東京開會，我們“互掐”了
“後來很有趣，我自己也不知不覺走了這條路。他在日本待了很久，他的日文比中文好，他從日本的收藏角度看到中國畫，也認識偉大得不得了的島田修二郎教授，後來也去訪問王季遷。我的那本書裏頭他也寫了一個序(指徐小虎的著作《畫語錄》)，你看看那個就知道了，我並不是故意跟著他跑，可是就發現我們做的事情很多地方是一樣的，一樣的題目、一樣的興趣。”徐小虎在微信語音那頭的聲音很嘹亮，不時讓記者“出聲”，別躲起來。
徐小虎寫《被遺忘的真跡：吳鎮書畫重鑒》是1980年，為了研究吳鎮直接搬家到台灣去了。當時台北故宮的院長蔣復璁是徐小虎父親的朋友，所以那個時候徐小虎在台北故宮提畫很方便，送個單子進去，一天能提15件，3件在一起拿到一個特別為看書畫的房間裏來，可以直接看。後來徐小虎的《被遺忘的真跡：吳鎮書畫重鑒》的稿子出來之後，台北故宮不再讓她提畫了。
有一次，徐小虎和高居翰同在日本的東方學會開會 (東方學會是日本學術機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整頓、重組學術機構團體時，日本外務省于1947年成立了“東方學術協會”，替代了日華學會。)，高居翰的任務是做主題演講。“我們每年都會通信，我跟他説我在台灣發現了可怕的不得了的事情，都讓我病倒了，就是我們所有對吳鎮的認識是錯的。我就跟他説你要做Keynote speech，就麻煩你不要講吳鎮。後來他就偏把那個東西《墨竹譜》拿來做他的Keynote speech，當然就不太好了，因為我兩是同一個早上的會。那是1982年的事情。”徐小虎接著説到。
當時，高居翰的研究生和“粉絲們”有的還特地從加州飛到日本去。在那次會上，徐小虎用了20分鐘的時間講了她如何找出真跡，並把她的研究中認為是偽作的劣點一一描述出來。會後，高居翰的學生驚訝地跑到徐小虎跟前，圍著她説：That’s really wonderful，how did you do that?。“後來Cahill就跑過來跟他的學生説，也跟我説：你不要掉到一個結論裏頭去。意思就是説你不要很快地做一種武斷的決定。我就説一點都沒有武斷，我沒有掉進去，我在爬，一步一步地慢慢爬進去。所以還搬家了，我搬到那些畫的旁邊，搬到台灣的使命就是為了尋找真跡。”徐小虎説到。
他是最‘慷慨’的一個好朋友
進入普林斯頓大學，師從方聞，後受收藏家王季遷的點撥，徐小虎結合日本在中國繪畫研究的經驗，用“結構、形態與筆墨行為”結合的方法，對存世的吳鎮書畫進行重鑒，結果發現僅四幅為真跡，連台北故宮所藏的《墨竹譜》也是偽作。因為太過“顛覆”，徐小虎也隨之成了學術圈裏的“流浪者”。
“我很驚訝怎麼這些大人，這些偉大的人們都沒有仔細地去看這是多麼爛的一個東西，它壞透了，它不但是很遠很遠之後才做出來的，這個大家都不看，還拼命去説它多麼好，這個就是我對整個研究藝術史的專家們懷疑的原因之一，當然Cahill也包括在裏頭。但Cahill當時所看到的不是那些冊頁本身，是他在寫他論文的時候，只能看到像郵票一樣的小照片，當然就看不出它的真假，也看不出它的好壞，這是當時我們做藝術史很荒謬的事情。”
提到《墨竹譜》，徐小虎顯得有點不淡定，“這也是為什麼我去請教王季遷，因為他會記得畫雖不在他面前，可是他就講某張畫的左下邊、右上邊或者是正當中的細節，那個時候我就會寫信到台北故宮，跟他們花我所有的錢去買局部，就是講某一張畫的左下邊，某一張畫的右上邊，麻煩你把它放大，我就從一開始在看細節，在看筆墨。所以就會看得出來那個東西不是活的。”
但這絲毫沒影響徐小虎和高居翰成為要好的老朋友。“我在台北的時候就參考Cahill的博士論文，獲益匪淺。很多這些要緊的，所有的背景的東西都挖出來了，很快很漂亮的翻成很可讀的英文，在Cahill那邊的確是很不得了的收穫。後來他還是幫我寫推薦書，他就是最慷慨的這麼一個好朋友、老朋友，雖然我們意見越來越不一樣，可是我們是做朋友的，他就是最好最好的朋友之一。”徐小虎肯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