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厄內斯特•費諾羅薩(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1835－1908年)
厄內斯特•費諾羅薩是波士頓美術館日本美術部（1903年更名為日本中國美術部，今為東方部）的第一位主任。在日本旅居12年的他，在明治維新西化浪潮中，堅持日本傳統藝術的價值。在大多數西方人還只能把玩工藝美術品時，他的藝術感悟能力已延伸到平面的繪畫。在他任職期間，舉辦了了美國歷史上第一次專門對策中國的繪畫展覽（1895年）——京都大德寺所藏中國南宋繪畫《五百羅漢圖》。這套多達一百幅的鴻篇巨制是南宋寧波職業畫家作坊的作品，15世紀被帶到日本，遞藏源流清晰，畫風純熟，保存良好，是舉世無雙的珍寶。展出後其中5幅被博物館買入，連同費諾羅薩在日本市場上買的一些中國古畫奠定了該館中國繪畫收藏的第一層“家底”。
2、岡倉天心(Okakura Tenshin，1863.2.14－1913.9.2)
岡倉天心是波士頓美術館中國日本美術部的第三位主管。為波士頓博物館工作期間，他每年都去中國，在那裏建立了以他外甥早崎幸吉(Hayasaki Kokichi)為中心的購買網路。當時適逢中國國內政局不寧，國寶外流，岡倉只購買名氣很大的、可用於研究性收藏、可填補空白並留待以後形成系列的作品。在市場上名畫甚多的時代，這一方針為波士頓贏得了一大批珍品。1912年岡倉還請中國書畫家吳昌碩寫了“與古為徒”四字，製成匾額，至今安放在中國館大廳裏，成為波士頓美術館的標誌景觀之一。
3、丹曼•羅斯(Denman Waldo Ross，1853.1.10－1935.9.12)
哈佛教授兼博物館贊助人向波士頓美術館前前後後捐贈了傳(北宋)宋徽宗《摹張萱搗練圖》卷、《北齊校書圖》、《古帝王圖》、《文姬歸漢圖》等煊赫名跡。丹曼·羅斯作為藝術的研究者，通過研究培養出令人驚嘆的敏銳感覺，買到很多高古精品。
4、查理斯-朗-弗利爾（Charles Lang Freer,1854-1919)
弗利爾是弗利爾美術館（The Freer Gallery of Art）的奠基人。本為鐵路實業家的弗利爾，收藏曆程從歐洲版畫開始，後結識美國旅歐畫家惠斯勒(James McNeill Whistler，1834－1903年)並收藏其作品，再在惠斯勒影響下愛上日本浮世繪和中國瓷器。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覽會及隨後的美國大蕭條和罷工動亂，促使他赴日旅行，結識了一些重要的日本古玩商，如松木文恭(Bunkio Matsuki，1867－1940年)和山中商社(Yamanaka and Company)，而對他影響最大並最終將他引向中國藝術的人則是費諾羅薩。弗利爾在1907年、1908年、1909年和1910－1911年四次去亞洲，在日本參加了費諾羅薩的追思儀式，在中國結識了收藏家端方(1861－1911)等人，探訪文物古跡，還試圖組織科學考古。他親自購入的名作有郭熙《溪山秋霽圖》和(南宋)無款《洛神賦圖》卷等。
5、福開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1945年)
同波士頓美術館的“純藝術”理念相對，較為“駁雜”的大都會博物館開放于1872年，1915年成立遠東部，1986年更名為亞洲部。在清朝剛剛滅亡後就為大都會購入第一批中國古畫的人即是傳奇性的“中國通”傳教士福開森。他在中國居住將近50年，與中國社會上層關係密切。他説一口流利的南京話，對中國文化興趣濃烈，特別熱衷鑒別與收藏中國藝術品，受中國文人的目錄學影響，還主持編纂了多種藏品著錄和工具書。
6、方聞
1971年起擔任大都會博物館特別顧問的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為博物館爭取到了以顧洛阜和王季遷為代表的一大批白人和華裔傑出收藏家的支援，使其後來居上，成為全美乃至全世界最重要的中國書畫收藏地之一。
方聞既是書法家，又是普林斯頓大學的教授，這使他能夠充當中國傳統鑒定方法與西方理論之間的轉譯者角色，並較易説服董事會購入他認可的作品。他的學生王妙蓮、傅申撰寫的《鑒賞研究》一書較為系統地闡釋和發展了風格分析方法，是這一方法應用於書畫鑒定的經典之作。他還把收藏的範圍拓展到書法、碑帖和石刻線畫、版畫等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