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的藝術品進來難，國內的藝術品出去也難。現行的法規令迅猛發展的中國藝術品市場處於進出兩難的境地。相關法規制定，亟需站在推動中國藝術繁榮復興並提升其世界影響的立足點，根據現狀以及未來發展趨勢，進行宏觀和長遠的思考和改革。
進不來
日前，萬達集團在紐約佳士得以1.72億元人民幣的代價拍下了畢加索的油畫《兩個小孩》，但據有關專家分析，這幅畫要運進國內，可能要交近4000萬元的稅。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9月份。上海收藏家劉益謙在紐約蘇富比[微網志]以約合人民幣5036萬元的價格買下了蘇軾墨跡《功甫帖》，原本想拿回來放在其于上海的美術館。但一算《功甫帖》運抵上海的費用發現：《功甫帖》價格820萬美元，運費為1000美元，保險(放心保)費約為1萬美元，海關核定的貨物完稅價格(即CIF價)為上述三者相加之和，即821萬美元，折合成人民幣5024萬元，進口關稅301.44萬元。同時，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藝術品還需繳納17%的增值稅。
劉益謙稱，他只能將《功甫帖》運到中國香港，然而再以“借展”的方式給自己的美術館。
出不去
今年3月份，國家文物局頒布了《1949年後已故著名書畫家作品限制出境鑒定標準(第二批)》。這一規定稱，吳冠中的作品一律不準出境，陳逸飛和關山月作品原則上不準出境，21位書畫家代表作不準出境。加上2001年頒布的限制出境規定，目前我國限製作品出境的1949年後已故書畫家共164人。
該新規公佈後立刻在業內引起較大的爭議。不少觀點對圈定的藝術家範圍太大表示了異議。目前國內藝術品市場對本國藝術家作品的購買力遠遠大於海外，過去流往海外的中國書畫家作品已大量回流，不存在由於海內外購買能力懸殊而造成國內藝術品大量流失的情況。而且國家文物局限制出境的名單中，有不少實際上在海外幾乎沒有市場，又何須限制。相反，我們更需要做的是怎樣將他們的作品推向國際藝術品市場。
如此嚴格的文物出境限制是否真有必要？記者曾在三峽考古發掘中看到，當地出土了數以萬計的熬鹽小陶罐。一位考古專家説，這種粗糙的陶罐並沒有多少價值，博物館只需要收藏一些就夠了。如果能將這些出自三峽庫區的陶罐進行認證鑒定，可以作為非常有意義的紀念品銷售甚至出口，但現行法律是絕對不允許，所以它們只能被存放在倉庫裏，無人問津，有些則就地埋存。
文物保護政策不僅要被動地保守，也要有文化輸出的長遠眼光和世界胸懷。有專家指出，審批制度太多可能會限制人們更加自由地創業、交易。
攔路虎
我國的文物收藏領域有兩個缺憾：一是歷史造成的大量中國文物流失海外；二是我國的博物館收藏陳列體系基本局限在本國文物藝術品，缺乏世界眼光和胸懷。
我國的藝術品市場領域有一大缺憾，那就是缺乏全球流通性。這既指中國的藝術品在世界上的流通性不足，也指在中國國內的市場上還沒有形成世界各國藝術品雲集交易的盛況。
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增長，尤其民間資本實力和收藏熱情的增長，上述情況的改善已呈現希望。我們本應制定更有利的政策法規，促進這些缺憾的彌補完善，但藝術品入境的稅收政策以及書畫家作品限制出境的政策某種程度成了“攔路虎”。
歐美許多國家乃至日本、南韓的博物館，除了本國文物藝術品，還有世界範圍的文物藝術品收藏，其目的在於培養國民的世界文化視野，並呈現其大國胸懷。我國過去由於經濟實力以及觀念的局限，這方面工作根本沒有展開，迄今，我國沒有一家國立博物館具有成體系的國外文物藝術品的收藏展示。
西方金融危機使得一些國外私人博物館難以為繼，而我國的一些私人收藏機構有意整體購入，這本是可以填補我國博物館體系空白的大好機會，但現行入境稅收政策令人望而卻步了。由於文物藝術品出境的限制以及入境的高昂稅收，已使得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形成的藝術品市場強大優勢和吸引力被明顯削減。
藝術的復興和繁榮，關係到中華民族的復興和長遠發展大計。在當今世界環境中，藝術品市場是推動藝術發展繁榮的重要杠桿。由於歷史的局限以及現行法規制度的制定受到行政部門各自為政的影響，缺乏宏觀的、長遠的、全局性的思考和統籌。這已嚴重牽制我國蓬勃興起的藝術發展勢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