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雕塑
“博伊斯對達達主義既有繼承，又有超越——那就是關注社會。”朱青生説，“達達是逃離社會，開始就反戰，所以逃到蘇黎世去給自己一個解脫的辦法。雖然這比較符合藝術的本質，但如果僅僅如此藝術家的社會責任就沒了。博伊斯對此做出了根本的糾正。他與安迪·沃霍爾一樣，都是對當下社會的問題進行揭示。”
從戰場歸來的博伊斯進入杜塞爾多夫藝術學院(Dusseldorf Academy of Art)學習雕塑，在經歷了一段窮困潦倒的日子之後，他回到母校當老師。博伊斯的藝術家與教育家氣質，顯然與僵化的學院體制始終格格不入，1972年，因為一場“佔領學院事件”，他被解聘。而在政治上，博伊斯是一個激進民主主義者，他創建了“德國學生黨”，主張人的權利與自然保護的平衡。直到1986年病逝之前，這位高大、陰鬱的藝術家都始終活躍在多個領域，自認為是個多重身份的人：不僅僅是藝術家還是社會活動者。
在那次解聘風波之後，他深感藝術介入政治並改造社會的迫切性，從而醞釀而出“社會雕塑”的概念。它的起源來自於德國哲學家魯道夫·斯坦納(Rudolf Steiner)所創立的“人智學”，重點不在於對象的形式與組合，而在觀念的激發與塑形。換言之，普通的雕塑是“物的造形藝術”，而博伊斯所謂社會雕塑則是“人的觀念生成”。
在博伊斯許多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當中，1965年在德國杜塞爾多夫Schmela 畫廊所作的《如何向死兔子解説圖畫》行為藝術表演頗為有趣。他把自己反鎖在一個房間裏，滿頭澆了蜂蜜，貼滿金箔和金粉，鞋上釘了鐵板;抱著一隻死兔子，沿著墻上挂著的每一幅畫細細欣賞，時不時舉起兔子湊近畫布仿佛想讓它看得更清楚些。
根據藝術家後來自己的解釋，這件作品借用一隻動物表達了人類的局限性。每個人都想解釋問題，但其實世間萬物無不包含某種神秘或質疑。“一隻死去的動物所保留的直覺的力量遠強過某些總是抱著頑固理性不放的人。”這件作品反而從某些角度為博伊斯後期所提出的觀念做出了有力的論證。
自我療傷
在這次展覽中展出的多半是不成系統的碎片：塗鴉的稿紙、收集的報紙、簽字的海報等等，對德文一無所知的人只能對著玻璃櫃裏泛黃的紙張發呆。即便是他自己的作品也都容易令人困惑：寫了字的玻璃花瓶、空紙盒、檸檬黃的燈泡。
“我覺得這些都是他行動之後的殘留物，也就是一些標記。指向曾經發生過的事情，但不是事情本身。”藝術家滿宇在一次相關的對話活動上説道，“這些東西實際上不是他的作品，而是關於他作品的記錄或者是一個文獻而已。”
與其説參觀他的這些記錄文獻，倒不如説人們在借機回顧他那些了不起的行動。博伊斯熱衷於參與社會活動，同時也深受薩滿教的影響。1974年，他在紐約蘭尼布洛克畫廊(Rene Block Gallery)展出了名為《荒原狼：我愛美國，美國愛我》的行為藝術。博伊斯在一個房間裏與一頭野狼獨處三天，借著手電筒閃爍的光亮與野狼接近，不斷與狼説話，激發野狼去啃咬傘柄和毛氈。逐漸地，兩者互相開始和平相處，最後甚至交換位置：野狼躺在毛氈上，人則睡在草堆中。
在剛進入房間的時候，藝術家把絨毛披風連頭一起遮蓋住，從頭頂伸出一隻彎彎的雨傘傘柄——這個形象令人毛骨悚然，像極了荒蠻部落的巫師。而正是對象徵符號與宗教符碼的成功運用，突顯了原始人類社會裏的“動物崇拜”，博伊斯以實際行動證明人與動物相互交融、和平共處的可能性。
在這位仿佛具有神秘力量的藝術家身後許多年，始終都存在著各種各樣的批評聲音。有的人單純地不喜歡他的作品和理念，有的人則對他的自以為是而感到不可容忍。“他總是喜歡做一個意見的引導者、教育家、巫師去干擾、引導別人。如果一個人被引導就會失去最寶貴的自覺性，他佔有了別人的自覺、把人帶到了一個啟發的狀態。”朱青生説，“當然有時候在幽暗的狀態中堅持他的光明是值得尊敬的，但是一味地把人看作是被照亮的關係，這是人類不平等的根源。”“他所自大的不是他自己，而是他堅持和掌握的那個‘真理’。”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説，博伊斯所做的這一切也許是為了拯救自我。“由於他親身經歷過的戰爭，他希望自己回到一個沒有衝突的世界：對蜜蜂的推崇、人與動物的和諧相處、植樹、抱著兔子講話、參加綠黨，建立一個大同世界——這些在我看來都是他對自身創傷的拯救。”滿宇説，“所以就不奇怪那看似五花八門的行為與身份，博伊斯不是一個社會性的藝術家，恰恰相反，他想搞定的是自己。”
是不是因此，這位20世紀德國前衛藝術大師，上承法國人杜尚、下啟美國人沃霍爾，才會那麼努力地去表達對溫暖生命力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