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村落開發不能一切都圍著錢轉
羊城晚報：在保護古村落的實踐中，您覺得有哪些好的經驗值得推廣？
馮驥才：全國值得推廣的經驗太多了，比如有些地方，像廣西的天琴、山西晉南絳州，它們都把非遺納入到學校課程中，從小培養他們的興趣。再比如江西婺源的古村落，它請建築師設計徽派的建築，雖然是現代設計師設計的，但風格跟傳統的風格是一樣的，而裏面的廚房、衛生間都放大了，但外面的樣式還是一樣的，特別是很多老房子重修的時候可以採取建築師的意見，我們也想推廣這些經驗。在這裡我想強調的是，我們的建築師、知識分子要主動幫助地方解決問題，這樣才能推動它走向良性發展，知識界要有擔當精神。
羊城晚報：在現實中，很多古村落多以旅遊景點的面貌出現，也有學者認為旅遊是最具價值的保護路徑之一。但是，很多古村落被開發成旅遊景點後，讓人們感覺“變了味”，古韻不存，您是怎麼看待這個問題的？
馮驥才：歷史遺産往往具有多方面的價值，有歷史見證價值，也有研究價值，還有觀賞審美價值，當然也有觀光旅遊的價值，但不能犧牲所有的價值都為了旅遊這一個目的，旅遊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重要的價值。比如法國盧浮宮，它也有旅遊的價值，但它向公眾開放並不是單單為了經濟價值，更重要的是為了讓人們欣賞其中的藝術，這個目的是第一位的。同樣，我們的古村落在被開發成旅遊景點後，一方面確實能為地方帶來經濟收益，但更重要的是為了能更好地傳承文明，同時提高當地人們的文化自豪感和自尊感，提高地方的凝聚力，所以説它是多方面的，不能一切都圍著錢轉。
羊城晚報：很現實的一個問題是，既要保護古村落，又要提高村民居住和生活品質，但有時候這兩個目標是很矛盾的甚至是需要作出取捨的，您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馮驥才：我覺得是這樣，首先來講，我們要保護好傳統的村落，同時重視村落裏面老百姓的生活，他們也有享受現代文明給他們帶來的便利的權利，所以我覺得一方面要把村落的歷史按照一個科學的要求保護好，另一方面要改造村落裏面的硬體設施，提高人們生活的品質。比如義大利的經驗就是，外墻不動，但裏面的衛生間、廚房都進行了改造，一點一點地改善。我們所説的保護不是要它原封不動，村落歸根結底是人們生活的地方，不能讓人們的生活也一成不變，而只能讓那些歷史文化遺産不變，但生活要在此基礎上加以改善，這恐怕是我們未來保護傳統村落的一個重要的方面，所以我們提出“保護與發展”這一理念，保護和發展不是矛盾的，而是一塊進行的。
我欠廣東一個“文化債”
羊城晚報：9月18日，“四駕馬車”展覽剛剛在北京落幕，在您身兼的繪畫、文學、文化遺産保護、教育這四種角色中，文化遺産保護這一角色處於一種什麼樣的位置？
馮驥才：實際上，我現在四件事情都在做，每件事做起來都是全情投入。而四駕馬車慢慢地都在為一駕馬車做事，也就是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比如説文學，雖然近兩年小説我沒怎麼寫，但我寫了大量的文化批評、文化思辨的文章，還有很多文化散文，其實這些都是與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相一致的，而繪畫呢，很多畫作我賣掉之後都把錢給基金會（馮驥才民間文化基金會）了，都用在了民間文化遺産保護上，而教育呢，在我們學院裏，非遺中心是主體，我現在做了很多國家的非遺項目，還有很多國家社科基金的項目，都是非遺類的，而我們培養的人才也重點是非遺保護的年輕專家學者，所以現在四駕馬車都在往一駕馬車上靠。
羊城晚報：傳統知識分子給人一種抱守書齋的印象，您為什麼會在這麼大年紀的時候選擇走出書齋、走向田野呢？
馮驥才：在2011年北京師範大學舉行的“中國民俗學建設和人才培養理論研討會”上，我聽很多年輕的學者們講民俗學，講的很多，也很好，但我説，你們在講民俗學，在做很多研究的時候，你們的很多研究對象在田野上都快死亡了，我説我們很多的工作不是在書齋裏做，而是要把書桌搬到田野上，像醫生一樣，不要總是在書桌上研究疾病，而是要到病床前面。所以我覺得我們的文化保護遇到了一個很大的困難，民間文化遺産的保護也很急迫，如果只是在書齋裏喊一喊人們是聽不見的，我在書齋裏也是坐不住的，所以我選擇走出書齋，走向田野。
羊城晚報：廣東省也有很多古村落，前段時間還有一個尋找廣東十大最美古村落評選活動，您怎麼看待廣東的古村落保護？
馮驥才：我覺得我欠廣東一個“文化債”。廣東很重視古村落的保護，我也早注意到了這一點，當地的學者和官員不止一次寫信希望我去，而我們中國民協也在廣東的古村落開過兩次保護會，跟廣東當地的政府聯合，他們也帶回來很多資料給我看。但我現在事情太多了，因為種種原因也沒去成，但做全國古村落調查的時候，廣東我是肯定要去的，我知道廣東有一些古村落非常好，我會為廣東的古村落保護盡我的一份力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