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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史記錄是近幾年發展起來的一種記述當代重要歷史人物、歷史事件、人生經歷的一種行之有效的途徑和方法。口述史的記述對象不分行業，可以記錄不同階層、團體、個人親歷的事件。口述史訪談，訪談者往往注重當事人的人生經歷或確定某種主題取向，就可以進行。訪談者只要將受訪者生命中的重要記憶、親歷的重要史實通過文字筆錄、講述錄音或攝像手段記錄下來，然後變成文本或剪接為音像資料，歸納入檔。有時也可以整理成數位檔案，保存在數據庫中，供研究者提取資料和研究。口述史的準確記錄，完全可以成為信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目前開展的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中，口述史方法逐漸得到運用並成為田野作業中獲取傳承資訊的主要手段。自2006年國務院公佈第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産代表作名錄至今，非物質文化遺産（以下簡稱“非遺”）項目傳承人的認定和保護一直受到各級政府和保護部門的關注。隨著“非遺”保護工作的不斷深入，國務院已認定和公佈了國家級“非遺”項目代表性傳承人1400多名。如果將這些傳承人的口述史記錄下來，無疑是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中的珍貴資料和重要遺産。目前公佈的國家級“非遺”代表作名錄有1219項。在這些項目中，不是每一項都認定了傳承人，已經公佈的1400多名代表性傳承人中，他們大都集中在那些帶有技術性、手藝性的行業中，“非遺”的1200多個項目中，大部分還沒有認定代表性傳承人。比如民間文學、民俗類中的許多項目就是如此。也許其中的有些項目屬於集體或團體傳承的事項，它們的傳承人也許是一個群體或某種行業團體，按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布的《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公約》對傳承人主體的界定，無論群體、團體和個人，都應受到尊重，受到關注。因為在“非遺”保護工作中，對“非遺”項目傳承人的保護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非遺”保護的成功與失敗，關鍵在於能否確定具體傳承人及傳承方式。用現代化手段將他們的口述史，即傳承歷史、製作技藝以及生態環境加以講述和記錄，對保護和傳承“非遺”項目至關重要。
值得高興的是，在“非遺”保護工作中，一部由馮驥才主編、14卷的《中國木版年畫傳承人口述史叢書》呈現在我們面前。書中詳細記錄了各地木版年畫的27位傳承人的口述史資料。通過這些口述史資料，我們清楚地看到了覆蓋全國各地的木版年畫的産生發展歷史，各地木版年畫的不同內容和風格以及創作、刻版、印刷技術。我們從中得到的不只是美的享受，而且通過他們的講述，使我們了解了民間知識和民間信仰的神奇力量，正是這種對生活的感受和認知，正是民間信仰的推動力，激發了民間藝人的豐富想像，創造了無與倫比的年畫藝術；同樣通過他們的講述，也使我們更加清楚地認識民間思維、民間生活、民間的審美情趣和創造。
談到《中國木版年畫傳承人口述史叢書》的出版，我們不得不提及同樣由馮驥才主編的《中國木版年畫整合》，該整合共22卷，囊括了中國著名年畫産地天津楊柳青，山東高密、東昌府、楊家埠，蘇州桃花塢，河北武強，河南朱仙鎮，陜西鳳翔，四川綿竹，廣東佛山等地的年畫代表作品。這是一套在深入普查基礎上精選的整合巨著，除收錄代表性作品外，整合對每一産地的普查情況、流傳使用、工藝製作等做了簡要介紹。而與此相對應的，《中國木版年畫傳承人口述史叢書》則對傳承人的專訪和記錄更為詳細。以陜西鳳翔年畫傳承人邰立平的口述史為例，就包含了家族年畫和個人的從藝史、鳳翔地區的年畫史題材及流派、年畫張貼的地方風俗、年畫製作的工藝流程與工具、材料以及當代年畫生存的困境等，其他各卷也是按照這一體例框架記錄的。兩部著作對讀，特別是通過民間藝人口述史的記錄，我們可以全面了解中國年畫的輝煌而又曲折的發展歷史；了解中國年畫的題材、流派與風格；還可以了解中國年畫特殊的工藝流程。有了這種口述史資料，即便隨著時代的發展，年畫逐漸式微時，我們的後人也可以按照口述史資料將其複製出來，這可能就是年畫傳承人口述史留給我們的最珍貴的記憶。它的不足之處是它只是觀照了代表性傳承人，實際上中國木版年畫的製作和傳承是一種群體現象，那些非代表性傳承人對中國年畫的發展同樣做出了貢獻，木版年畫的每一個傳承人都應該得到關注和尊重。
口述史出現于20世紀40年代的美國，國內也有不少學者因研究需要在做口述史收集工作，但很少有學者和機構專門做口述史收集、整理工作。許多歷史親歷者因為年齡過高離開人世，不能不説是一種遺憾。從口述史記錄的要求來看，目前國家公佈的“非遺”項目的代表性傳承人,都在執掌著某種技藝，是最適合做口述史的對象。這些傳承人大都掌握一門專門的技術，又熟悉本行業的歷史沿革、熟悉傳統技藝，但由於從小學藝，文化程度（主要指文字寫作能力）不高，在“非遺”項目的考察中如果學者們借助自己的文字記錄能力，請傳承人口述，將口述記憶記錄下來，對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産功不可沒。對於加速消亡的中國傳統民間文化來説，以口述史方法對之加以記錄、保存和利用，已是刻不容緩。
至於口述人的選擇，大概有兩種情況：對距離現實比較近、傳承者比較多的傳承群體，要對口述對象進行篩選，選擇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做口述記錄；而對距現實比較遠、傳承者年事已高的人，就要不管是不是代表性傳承人，是旁觀者還是親歷者，最好都做口述記錄。中國“非遺”的搶救、保護，大概正處於前者向後者的轉移過程中，尤其對那些多年來較少受到關注的“非遺”項目來説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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