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中外策展贊助模式不同
批評家、畫廊老闆、美術館人員、藝術家誰都能當策展人，隨之帶來了一個問題：如何保證策展人的客觀性、獨立性?
對於西方策展人來説，有穩定的基金會、豐厚的私人贊助模式、機構的專項資金還有各種形式的贊助模式，然而對於中國尚未完善的策展體制而言，資金問題大多是機構找到府來或者更多的是自己的私人關係。
對這種情況，“老江湖”張頌仁也深表無奈。“我們還處在一個分工不夠細的年代，養不活太多的獨立策展人和獨立評論家，策展人、畫廊老闆身份重疊是難免的。我還發現，很多私人美術館、基金會弄到後來也跟畫廊沒多大差別。這涉及利益重疊，又無法改變，那只能靠個人操守了。”
“藝術市場本來應該以畫廊為中心，負責發現藝術家，策展人提供學術支援，即在學術上做界定。兩者分開，對藝術家及其作品的評價才能公正，對買家才具備説服力。如果你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公信力何在呢?”藍慶偉説。
ICI執行總監Kate Fowle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説到：“如果你拿中國作為一個比較基礎的話，比如説中國對應到印尼，或者中國對應到美國，或者對應到像德國這種策展藝術是非常悠久，他們有很長的機構歷史，這樣的關係很難用一個東西去概括出來。當然你以德國為例，德國感覺是有機構非常久，有策展機制非常久，假設如果嚴格地算起來，在中國把那些官方機構的美術館都算進去之後搞不好歷史是差不多久的，只是發展類別不太一樣而已。當然在中國沒有西方很完善和穩定的贊助模式，策展人有時候想做一些事情可能會相比較困難。”
巴西Inhotim的策展人Rodrigo Moura似乎毫不擔心這一點，因為他談到新興的Inhotim簡直是一個藝術的天堂，因為雄厚的資金支援和廣闊的獨特的花園式的博物館群。他們作為策展人，在策展人工作的團隊裏面，一起協商，甚至會邀請藝術家到巴西，到Inhotim裏面一邊居住，一邊進行創作，這樣可以更好的和策展人進行溝通。他很自豪的介紹到，我們老闆的錢很多，我們可以去做很好的藝術和永恒的展覽。除了老闆的直接支援，我們有很好的資助的傳統模式。藝術家和策展人只需要專心去做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
一直游離于中西策展人模式下的Colin Chinnery(秦思源)對於中國和西方的模式因為實踐的原因，有特別強烈的體會：“贊助模式?中國基本上沒有。所以就是説中國剛剛開始，策展人在中國的確是非常難生存，藝術家很多、策展人很少，不是因為不需要策展人，是因為藝術家好生存，策展人就非常不好生存，為了生存在中國做一個策展人，你很難乾乾淨淨作為你的一個學術立場，靠這個來力撐你的策展生涯，基本上必須得靠一些商業的利益來維持你的專業。美術館倒是有幾個，幾乎沒有美術館是像剛剛開始，很少的美術館是有策展人、專業策展人的一個職位，基本上就是館長，或者館長做決定，可能有一個固定的人，他做所有的決定，其他人就是一個執行者，跟策展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這樣的話，在國外幾十年一直是策展人是從機構裏邊出來的，不是在外邊或者進入機構，策展人專業本來以前就是一個美術館裏邊的研究員地他們一直在做展覽，後來慢慢感覺從策展人的概念就出來了，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這個是策展人的功底，有的時候就是研究機構合作，這些東西，中國很少有機會所以其實在這兒做策展人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因為應該有的這些，還有非營利機構請你做項目，跟藝術家做展覽都是有經費的，有基金會可以給你一些贊助，讓你自己做項目，所有的策展人可以靠這些東西來支撐他的獨立性、學術獨立性，這一切在中國還沒有成型，當然區別太大了，現在中國正處在這麼一個發展中的狀況，藝術專業裏邊，藝術行業裏邊剛剛開始的一個狀況，所以你看也有一些美術館，現在開始有專業策展人來作為職員，比如説廣東時代美術館，他們有從海外回來的學策劃的，他們現在可以在那兒作為他們的立足點，他們有一定的經費，有預算來做他們的項目，這是一個很好的起點。我也希望以後更多的像廣東實驗美術館那樣的，可以讓館長或者擁有者把專業的事情讓專業的人去做，而不是把權利握到手裏邊，自己也不專業，現在我覺得可能是一個開始，有了這些開始，其他的策展人就開始有希望了，慢慢發展獨立的思想，而不是説必須得死撐著，在不同畫廊的展覽或者是這種，是很辛苦的事情”。
“我每年會做兩個展覽，一個大展覽，一個是小展覽。大展覽是因為我在學院裏面，一般會是學院或者是美術館這樣的大型機構來找我做學術上的對接，那我的知識架構符合這次展覽的脈絡，他們就請我去做，這樣的大型展覽，機構和美術館就會有專項資金去支援。小展覽就是畫廊來找我做，那麼這個不像國外有基金會或者專門的贊助去幫助我來完成，但是在中國就是人脈和朋友，畫廊就會幫你完成。我主要是在學校裏面當老師，我不去想那些金錢和權力的東西，他們找我來做，我就去只做好展覽。”劉禮賓在接受採訪的時候這樣説道。他認為我們和西方存在很多不一樣，但是我們也有自己的特有的方式，我們的策展人的模式和西方是不一樣的，這是整個學術發展和藝術市場一起造成的。這不是説不好，這也許是適合我們的，一味的在中國的生態環境中尋找西方策展人語境的方式方法去操作，也是不能夠完全滿足現實需求的。無論中國的策展人還是西方策展人，最重要的是需要有問題意識。
但是，採訪付曉東的時候，這位國內年輕的女策展人似乎對於這件事情有著特別的一種態度和力量，她直言做空間站和一些策展的錢都是自己來出，有時候和一些朋友一起聯合去做，中間有的策劃也會流産，但是自己做的很開心。她從來不為錢的事情發愁，她覺得策展人重要的還是自己的觀念，還有要時刻保持警惕和前衛。對於贊助的事兒，她説：“人脈和贊助這種東西其實做久了大家都會有積累，這個並不是特別需要擔心的東西，相反，一個好的策展人應該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怎樣做展覽和不斷思考和關注當下，感知最新鮮的東西上，如果你的idea足夠好，那麼肯定會有錢來支援你做這件事情的，最重要的是保持這種獨立的狀態。”
像付曉東這樣的願意保持自己獨立性的策展人相對比較少，也許是因為年輕策展人的緣故，劉禮賓在這一點上也對記者説 “我其實覺得錢的問題其實不是我最關注的，贊助模式國內雖然沒有，但是我們一般也都是沒有這種脈絡的，基本都是靠朋友或者畫廊和機構來找你，因為覺得你可以做這個展覽，在知識結構和理念上和這個展覽匹配，那他們就會支援我來做這件事情。可能也是因為我每年有個大型展覽，那大型的機構就會有專門的專項資金去做這件事情，那我每年還會做一個小型的展覽，這樣的話，就是完全是畫廊會出錢還有朋友會幫助你這樣的。所以，我還是覺得你只要把展覽做好，強調學術下的歷史觀還是比較重要的，要時刻都有問題意識，去發現問題。”
“先別説策展人功利了，我遇到的不少藝術家，第一句話就是：你能給我們什麼名什麼利?但實際上，他30幅作品都拿不出。”年輕策展人袁媛説。陸蓉之這樣的資深策展人同樣遇到過類似問題，“年輕藝術家太想出名了，我總是跟他們説，好好畫才是你們自己的，市場這東西真的不需要太多關注，會水到渠成的。”
就像王璜生説的一樣，中國的策展行業尚未健全，需要建立一種準則，但是西方的策展人也不乏有做的很差的。我們應該在自己的本土語境中尋找自己獨有的特點，建立自己獨特的話語權和策展人機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