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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安迪·沃霍
1963年時，裏希特就開始畫那些既模糊又精準的相片畫。他的《廚房的椅子》（1965）、《噴氣式戰機》（1963）等似乎都是典型的波普藝術在歐洲的翻版。但是在納粹時期的德國親身經歷了美軍的轟炸，冷戰期間又分別在東德和西德親眼目睹了東西方之間的軍備競賽之後，裏希特筆下的戰鬥機和裏希騰斯坦（Roy Lichtenstein）以漫畫形式錶現的具有喜劇效果的戰鬥機自然有著全然不同的涵義。與美國的波普藝術相對應，裏希特和西格曼·波爾克一起創造了一種被稱為“資本主義現實主義”的藝術。這種藝術儘管在風格上借鑒了美國的波普藝術，但是在精神層面上卻與歐洲的“反形式” 藝術一脈相承。裏希特以存在主義者的方式記錄著現實，同時也揭露出現實的冷酷無情。
裏希特的許多相片畫都與他在戰爭中的記憶有關。1945年時，年輕的裏希特和他的家人住在德累斯頓，當時這個城市正在遭受大規模轟炸。裏希特畫的那架灰色的美式戰鬥機仿佛就是當年那個轟炸機的幻影。圖像上反射出機械的秩序感，與轟炸過後現實的混亂形成了巨大反差。從1965年的另一幅畫上，我們可以看到裏希特的叔叔魯迪穿著黨衛軍的軍服面對鏡頭很自豪地笑著。這張畫同樣源於一張攝于40年代的照片，而照片上的主角不久之後就死在了戰場上。裏希特畫的桌子和椅子不過是普通的桌椅，它們象傳統藝術中的靜物畫一樣，象徵時間的流逝和生命的短暫，但是戰機和黨衛軍的軍官卻承載著太多痛苦的記憶,它們象徵著戰爭、暴力和死亡。
這樣的畫面不僅記錄歷史，而且提出現實的問題。裏希特所提出的問題不僅僅屬於他那個時代，他那個民族，而且也屬於我們所有的人。藝術家所製造的模糊感告訴我們:畫面上的一切是關於記憶的，它已經屬於歷史了，但有一種憂慮、有一種恐懼卻依然存在著，縈繞著畫面上，也縈繞在所有看到過它們的人的心頭揮之不去。就象那個坐落在工業化的萊茵河邊的、鬼影憧憧的《行政大樓》（1964），它見證的是德國戰後重建的官方建築在精神上的迷失。
經歷過納粹主義的歷史陰影，裏希特的作品裏沒有理想主義，也沒有光榮，它們描繪的是平凡的現實和平凡的思想，這種平凡有時是荒謬的，有時是悲劇的，有時只是單純的美麗。當你回顧它們時，會感到神秘和不安。在裏希特冷靜的、平淡的圖像背後往往隱藏著陰冷可怕的暴力。比如他在1966年畫的《8個實習護士》，每個人物都溫和地微笑著。她們年輕的面孔令人想起學生時代的畢業照，然而那些天真甜美的面孔在現實中早已消失了，她們是一起可怕的性謀殺案的受害者。在1966年的一次訪談中，裏希特否定了一幅肖像畫能夠抓住對象的“靈魂”或者説精神本質的看法。他的畫面給我們提示了人像攝影可能存在的虛假性：在它的背後隱藏著一種媒體的暴力，它通常會強迫我們微笑。
裏希特的相片畫令人想起了美國的波普藝術家安迪·沃霍。提起沃霍，人們很容易想起光彩照人的商品和明星。其實，沃霍不僅畫過坎貝爾牌番茄湯罐頭和瑪麗蓮·夢露，還畫過飛機墜毀、汽車翻車、電刑椅，在肯尼迪的葬禮上的傑奎琳，甚至還有1964年為世界博覽會的美國館創作的13個通緝犯，他們都是拜物主義（Fetishism）的犧牲品。和裏希特一樣，沃霍也是基於照片創作的，他利用大眾媒體刊登的照片創造成絲網印作品。在他描繪悲劇的黑白畫面上，也有一種模糊感，這種模糊造成了畫面與現實的距離，仿佛因為這種距離感，我們才有可能應對自己的恐懼。
“每一張照片都是一場災難”
羅蘭 ·巴特（Roland Barthes）在《顯像器》（Camera Lucida）中曾提醒我們：在豐富多姿的當代攝影背後，多少能發現到有關死亡的模糊影子，因為每一張照片都展示了一個瞬間的死亡。 “在我母親年幼時的照片面前，我告訴自己：她正走向死亡。在已經發生過的災難面前，我渾身發抖。無論它的主題是否關於死亡，每一張照片都預示了這樣一場災難。”
裏希特的系列畫《1977年10月8日》（1988年）表現的正是關於死亡的模糊記憶。這組根據現實影像創作而成的繪畫是裏希特最重要的作品。它描繪了在1977年10月8日這一天，恐怖組織紅色旅的西德分支班達-曼霍夫（Baader – Meinhof ）集團的3個主要成員在監獄裏的集體死亡。 尤瑞克·曼霍夫（Ulrike Meinhof ）是這個組織的靈魂人物。她曾經是一個極具鼓動性的傳道士，在她的文字感召下，紅色旅在青年人中引起過極大共鳴。裏希特畫了三張尺幅遞減的畫，描繪這個年輕女子在監獄裏吊死的慘狀。她單薄的身體倒在冰冷的地面上，頸部被纏繞的繩索拉長了，上面還嵌下了的深深劃痕。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這組畫中的第一幅，來源於曼霍夫被捕前幾年的一張黑白照片，那時的她還是一名知名報刊的記者，看上去年輕、知性而富有魅力。裏希特模糊的畫法，弱化了她原本有些硬朗的面部特徵，為她平添了一絲女性的柔美。與照片相比，繪畫實在是一種魔術，它不僅能夠記錄現實，而且還能夠美化它，使暴力變得神秘，使死亡變得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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