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人物塑造上呈現的感情差別，並不説明馮遠在人物畫創作思想上“厚古薄今” ，這實際上是“知之深，則愛之切” ，對感同身受的現實問題的切膚之痛，使他不能不痛下針砭。而當他把筆鋒轉向那些生活在遙遠、貧瘠鄉村原野的人們時，我們便感受到發自畫家內心的理解與同情—— 《我要讀書》（1994）和《鄉童》 （2006）不僅是對鄉村兒童上學問題的關注， 《蒼生·藏人組畫系列》（2001）和《遠山·拉哈屯的父老鄉親》（2006）不僅是邊遠農牧民形象的再現，而且作品裏蘊含著畫家幾十年中積累的理解和關愛。10年前，馮遠在論述他對中國人物畫現狀的憂慮時曾説：“我們有了許多精緻的形式、考究的筆墨技藝，卻沒有留下令人難忘的人的形象。 ”令人欣慰的是，在像《遠山·拉哈屯的父老鄉親》這樣的作品裏，我們看到了“令人難忘的人的形象” ，那是一些具有不可重復、不可代替的個性和生命活力，而且流溢著藝術家關愛之情的人物形象。他們將留在繪畫史中，並且經由繪畫的歷史，駐留於民族心靈歷史的序列之中。
在當代卓然成家的中國畫家中，馮遠在藝術氣質上顯得較為沉著，他對許多名家樂於談論的“玄深博大”的語言形式旨趣，一直保持清醒的克制。他一方面看到“真正代表現代中國藝術精神的已不再是山水、花鳥，而是人，是大寫的‘現代人’ ” 。另一方面，他冷靜地覺察到當代人物畫的發展存在著深刻的矛盾：“物質形式因素不斷獲得超拔，而作品中的人物和藝術家的精神因素卻不斷迷失。 ”他的清醒還表現在對復古的“虛靜空靈” 、對時尚的“大腦思維阻斷” ，以及對一切模倣的藝術持有同樣的批評態度。這使他在歷史思考與現實觀照之間，保持著情感和精神上的平衡。
伯特蘭·羅素認為，歷史既是科學，又是藝術。它最平凡的意義在於讓人們弄清歷史事實，但它不應該排斥“細緻的描繪” ，不應該輕視個人激情，不應該忽略個人在事件發展中的作用和意義。他説： “如果歷史為了頌揚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或者任何其他這類集合的統一體而忽視個人的價值，那是危險的。 ”我們從馮遠的創作中感受到同樣的思路，他通過個人在歷史活動中的“細節”與“激情” ，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觀看和思考的平臺。他在探討中國人物畫創作時，曾概括其追求為“ ‘人’的藝術和‘藝術’的人” 。他的人物畫作品集給當代讀者展開了中國人文化和精神發展歷史的圖卷，他的人物畫藝術是有關歷史的藝術。而他所塑造的古代文人、近現代革命家到當代城鄉青年，正是中國人的形象的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