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以後開始學習中國畫的畫家，基本上是在打破過去山水、人物、花鳥分科的形勢下進入畫壇的。隨著形勢的發展，他們以描繪現實物象的技法為基礎，向適合個人藝術氣質的領域傾斜。隨著在藝術上自由發展空間越來越大，他們得以選擇最能發揮自己藝術才能的方面。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後，這些畫家的個性化藝術風貌逐漸凸顯，各有題材上的偏重。人們很自然地將他們分別歸入人物畫家、山水畫家或者花鳥畫家。但其中許多畫家的知識結構和感情容量顯然不能被花鳥、山水、人物這種區隔所限制。馮遠就是這樣的畫家。雖然他的作品以描繪人物為主體，但他的藝術資質是綜合性的；他所思考的問題也是多方面的，這使他的整體藝術面貌顯得寬廣和豐厚。他從藝術史的角度深入研究、繼承傳統水墨人物畫遺産，同時清醒地認識到傳統人物畫存在的形象的雷同、圖式的重復等問題，這促使他高屋建瓴地開展自己的創作。
馮遠畫了許多歷史上的人物，也畫了不少現實生活中的人物，這些形象的共同點是緊緊依附於他們所處的時代。他在描繪人的容貌和表情、塑造人的性格的基礎上再邁進一步，探求其時代的文化情味、文化氛圍，通過個體或群體形象，表現特定的時代精神，重構早已失落的歷史畫面。
歷史場面和歷史人物是馮遠創作的重頭戲，《秦隸築城圖》（1980）和《秦贏政稱帝慶典圖》（1994）從兩個相反相成又互為因果的角度，展開對中國歷史上最早出現的統一的集權政體的理解與思考。前一幅是秦代“黔首”以血肉之軀修築長城的既悲且壯的場面，後一幅是秦始皇稱帝的盛大慶典。這兩幅作品風格各異，前者以線描和水墨暈染，強化了蘊含于痛苦中的激昂；後者以裝飾性的白描和不厭其煩的細節描繪，形成在規整與秩序基礎上的肅穆與隆重。兩幅作品的映照和對比，體現了一般繪畫作品難以表達的流動的歷史脈絡，透露出畫家對秦始皇統一天下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多向度認識與感慨。
另一件線描作品《屈賦辭意》（1993）以更加寬宏、自由的時空結構，闡釋屈原作品的豐富精神內容。在立意和結構上，傳統詩畫本來就具有內在的一致性，但辭賦上天下地的自由馳騁，與白描形式的“間不容發”畢竟大不相同。作者採取的辦法是構圖的穿插、疊加，將詩人的人生際遇與思緒、想像組織在統一的視覺空間裏。
《秦贏政稱帝慶典圖》和《屈賦辭意》這兩件巨幅白描，在繪畫形式上屬於一類，雖然前者是實際存在於歷史事實中的人物和事件，後者則是文學形象或者詩的想像情境。但對於20世紀的畫家來説，都需要運用歷史的、圖像的修養和資源，在理解歷史環境的基礎上發揮自己的想像力——把年深日久的傳説和文獻片段熔鑄和連結為有機的、活的整體，使記憶復活。
馮遠筆下的中國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顯示著一種深宏博大的氣度，它反映了畫家創作時代的民族心理氣候。在歷經劫難的中國文人心目中，對歷史的反思加深了往昔輝煌的懷念；而畫家身歷當代文化的貧瘠，更使他在內心深處感悟文學經典在建構民族文化心理方面不可或缺的感召力。20世紀80至90年代，中國文化界在反思歷史的基礎上設定的追尋民族文化本源的課題，是馮遠這批作品的創作動力。如果説“復活”先秦歷史和文化，主要依靠藝術想像的話，對近現代歷史事件和人物的創作，更多地要依靠對現實的歷史延展，那往往是一種追本溯源的激動。創作于1982年的三聯畫《英雄交響曲》意在回顧和吟誦中國近百年可歌可泣的歷史，他把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知名人物與普通民眾組織到不同的歷史空間，在繪畫處理上較多地借助明暗、色調構成無限深遠而又可以感觸的時空映照，並産生超驗的精神氛圍。值得注意的是，他對歷史進程中付出最多而獲得最少的那些“無名英雄”即億萬普通民眾，給予最大的關注。正如一位歐洲哲學家所説：“那些被遺忘的無名的個人生活，他們的哀樂，他們的苦難與死亡，這些才是歷代人類經驗的真正內容（卡爾·波爾《歷史有意義嗎？》 ） 。 ”馮遠這一時期的作品與這樣的歷史觀念是相通的，正是這些無名人物推動並支撐了百年曆史，也支撐了畫家所構築的歷史場面。《保衛黃河》 （組畫三幅—— 《百年家國恥》 《義勇軍進行曲》 《北定中原日》 ， 1984） 、《星火》 （土地革命時期的革命農民， 1991）是這一思路的進一步展開，他把那些“被侮辱被損害的”弱者與奮起抗爭以自救的黎民蒼生放到畫面的中心，而見證他們的哀樂，他們的苦難與死亡的主題則與他們的苦難和抗爭，與他們的血淚與歡樂共生，那是這些無名人物苦難與光榮歷史的舞臺。
世紀智者 馮 遠
1987年的《百年曆史》，把慈禧太后、溥儀和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這些代表了幾個歷史階段的人物形象組織到一起。他沒有把這些人物淹沒于“群眾”的汪洋大海，也沒有借用漫畫符號因素，而是吸收傳統繪畫文字題跋的作用，點明他們各自的歷史環境和歷史意識——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氛圍中活動的西太后與小皇帝，在“天下為公”理想中活動的孫中山，在“精誠團結”信念中活動的蔣介石，在“為人民服務”思想中活動的毛澤東……這種藝術構思，使作品的內涵超出繪畫的視覺愉悅，而包容著文化和歷史的深思。在完成《百年曆史》之後10年，馮遠又創作了構圖相倣的《世紀夢》（1997），把與香港割讓與回歸相關的人物安排到一幅畫面上，而且也同樣安排了與史實有關的文字題跋。但前一幅作品的深沉凝重與後一幅作品的明朗輝煌，顯然反映了作品創作的不同背景和意圖。這種多人物重疊的集錦式構圖，在《世紀智者》（1999）中達到極限。20世紀100年中人類文化方方面面的代表人物，全都出現在一幅畫面上，從托爾斯泰、馬克思、愛因斯坦到梅蘭芳、郭沫若、錢學森……數以百計的頭像構成“智者”的星球。這幅畫體現了畫家對知識積累的重視和對文化精英的景仰，但過度的重疊鋪排卻沖淡了他們的個人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