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和鄧小平這兩個開啟了不同歷史時代的人物，是馮遠很感興趣的繪畫對象，他們在馮遠的作品裏多次出現。畫家對這兩個歷史人物的思考，主要圍繞在他們的歷史環境和歷史問題上。他們各自承擔著前所未有的歷史重任——既是一個歷史時期的結束者，又是新的歷史時期的開啟者。《孫中山與中國》（1996） 、 《蹉跎歲月》 （鄧小平在江西， 2004）不是一般的英雄人物禮讚，更多的是對他們在歷史關鍵時刻睿智思考和毅然決策的關注。
除了那些搏擊近現代歷史浪潮、把握中國社會走向的人物之外，文學藝術方面的人物也是馮遠描繪的對象。魏晉名流（《竹林七賢》2002）、宋代詩人歐陽修和蘇軾、清代文學家蒲松齡，以及魯迅筆下的人物（ 《故鄉》1982），現代中國畫家吳昌碩、黃賓虹、齊白石、潘天壽（ 《畫壇四傑》 1993） ……這些人物對於有一定文化素養的中國觀眾來説，蘊含著許多足以引發審美之外的感情聯想的文化因素，所以並不是可以信手揮毫的題材。馮遠所創作的這方面作品，以豐厚的文化內涵和灑脫的感情境界為特色。他是對描繪山嶽、草木一直具有興趣的畫家，在這些畫幅上，人物與他們的環境從精神上相得益彰。與近現代社會政治風浪中的人物相比，在塑造與古典文學、古典美術相關的形象時，他動用了更多的山水、花鳥畫的形式資源。中國古典審美理想是與自然環境密不可分的，如果剔除了古代詩文中的日月雲霞、山川草木意象，那些文學經典將不成其為經典。馮遠深得此中奧秘，認識到“山水之美與哀樂之情相交織，自然美的發見與士大夫文人個體精神覺醒相關聯” （馮遠《從生命意識到審美知覺》 ）。他的這些人物畫，實際上也可以説是人物與山水、花卉的綜合形式。例如面對“亂石穿空，驚濤拍岸”的蘇軾、在“芳草斜暉，水遠煙微”之際獨坐的歐陽修、在豆棚瓜架邊的月光下記寫傳奇故事的蒲松齡，以及杜甫詩意、李清照詞意（2005）、元曲畫意、詩經畫意、宋人詞意、古人詩意（ 《節令》 2003）等作品，都是在相應的山水草木之間展開，而《紅樓十二釵》（1997）更以簡潔清雅的筆墨，描繪了處於不同環境中的紅樓女郎，其中尤以《探春結社》 《湘雲眠芍》 《黛玉葬花》《寶釵戲蝶》諸作在人物與環境的互相映襯方面最為淋漓酣暢。這些作品中的山水草木不但是人物生活的環境與道具，更是人物品格、心靈、氣質的映照和投射。襯景的成功經營，對於作品的意境發揮了重要的烘托作用。
對現實社會中平凡人物生存狀態的關注與思考，是馮遠藝術思想的一大重點。從藝術思想角度説，他認為藝術應該是表現現實世界的藝術，他不但認同現實主義的藝術傳統，而且讚賞薩特的這一信念： “我們必須為我們的時代寫作。 ”從整體發展看，當代中國城市和鄉村的現實人物形象，在馮遠人物畫作品中的比例越來越高。從《都市百態習作》（1998） 、 《都市系列》 （2000）到《虛擬都市病症系列》 （2002），我們看到他對現代人的生存狀態的觀察在逐步擴展，對他們精神問題的思考在逐步深化。
標題為“都市百態”的人物畫習作，是對現代城市代表性人物的正面描寫。而《都市系列》 （又題“都市一族系列” ）卻值得玩味，它給人某種“味在酸鹹之外”的感觸。組畫由10個自得其樂的城裏人組成，畫家用流利的草書，在畫面上題寫了似乎與畫中人物身份毫不相干、與其行為形成對比的古典詩詞，如在極力扮“酷”的歌手邊上寫上“瞿塘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 ，在匆促奔走于公司間的“白領”邊上題寫“不知香積寺，萬里入雲峰……”等等，讓我們對那些社會轉型期應運而生的人物與古老的文化傳統作對比性的觀照。有讀者對畫上人物與題詩的關係感到疑惑不解，因為畫面人物與詩詞境界完全不同。我們應該注意到，畫家對組畫題跋的處理與傳統書畫中的題跋立意完全不同，它使我們感受到中國文化正在經歷的裂變。古雅的詩句與時尚的人物竟然出自同一文化根系，這使觀眾觸目驚心。而兩者之間的格格不入，不也表現了文化傳統與社會情境裂變的疑慮與茫然？與此形成對比的是他的《虛擬都市病症系列》，在這組畫上，每一個表情詭異的頭像邊上，都題寫了他們的病態名稱，如嬌寵、誕妄、貪婪、偽善、奸詐……畫家所要表現的“虛擬都市病症” ，實際上是對現實存在的倫理問題的概括。但它不是普遍性的社會病症，而是流行于都市特定階層的精神病症；另一方面，那不只是現代問題，而且是貫穿人類諸社會形態的歷史問題。
如果説他在古典文學形象中歌唱了理想心靈和理想人格的話，那麼他對“現代都市病症”的描寫則屬於對人性中“惡”的鞭撻。近20年來，中國現代繪畫中出現了許多含有反諷意味的頭像，即所謂的“大頭” ，它已經成為一種流行圖式。但只有在馮遠的這批作品中，人們看到了毫不含糊的批判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