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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特林之塔和激越年代
塔特林之塔的設計是為了紀念第三國際的成立。在1920年，為了慶祝共産主義的勝利，當局決定建造一座超越埃菲爾鐵塔的建築，而這座建築同樣也應該是龐大高聳的，當時這個設計被視為國家向現代邁進的標誌。
塔特林之塔的設計採用工業材料作為建材，比如鋼鐵和玻璃。塔的主體結構是一對高度達到400米的螺旋體，參觀者可以利用多種機械裝置盤旋而上，欣賞建築和周圍景觀。不僅如此，在塔的底部還有一個會旋轉的立方體，用於演講、研討會和立法會議的召開，立方體完全旋轉的週期為一年。在立方體上有一個小型金字塔狀房間，作為管理室，金字塔旋轉週期為一個月。
事實上，弗拉基米爾·塔特林的設計在今天來看仍然可以稱得上具有革命性。而在當時，聚集在發源於1915年的俄國構成主義旗幟下的藝術家和建築師並不只有他一個。在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打造新社會主義社會的熱情激勵了先鋒藝術和建築的合作，一大批藝術家投身建築設計——建築成為最能被實踐的藝術形式。
以塔特林為例，他就曾在巴黎參觀過畢加索的工作室，之後在莫斯科製作並展出了構成作品《懸挂的木與鐵的形體》，並提出了“構成主義”一詞，作品和詞都源於拼貼向三維的發展。之後，他把各種材料放在一系列幾何造型的基礎上做了研究，認為材料和有機組合的造型是一切設計的基礎。第三國際紀念碑是塔特林的代表作，它是雕塑、建築與工程結合在一起的抽象構成，體現了構成主義關於空間、時間、運動和光的考量。而另一位構成主義的大師、現代繪畫史上第一位創作純粹幾何圖形的抽象畫家馬列維奇也曾設計建築模型，其中的一些模型成為以後建築的重要參考。
如今，這座在英國皇家藝術學院的庭院裏被涂上了紅漆的高塔模型成了一個向西方世界展覽曾經的烏托邦夢想和苦痛現實的完美線索。英國《金融時報》評論説，這種視覺上的純粹性就像共産主義本身一樣，在當今的脆弱現實面前顯得格外虛無縹緲。
曾經的革命性建築在衰敗
走入展館內，除了一個關於第三國際紀念塔的小型展覽之外，還有一個更大的場地聚焦那些1915到1935年間在前蘇聯切實建成的建築，其中包括工人俱樂部、住宅社區、一個麵包廠、一個巴士車庫、《消息報》總部，以及其他的為新政權所建的新城市製作的宣傳資料、檔案等。
其中最為接近第三國際紀念塔的建築應該要算是在1922年建成的莫斯科Shabolovka 廣播塔了，它用鋼鐵的擱架塑造出了一個完美的高聳圓錐體，成功地將創造性和實際功能融合，到今天仍然在發揮功用。
然而，其他的曾經革命性的建築都呈現出一片明顯的衰敗圖景。作為世界上最重要的“烏托邦建築物之一”，位於莫斯科的納康芬公寓樓(Narkomfin)現在就奄奄一息，幾乎被俄羅斯的寒冬完全摧毀。在展覽的照片上，這座標誌性住宅墻面剝落、屋頂不堪重負。在1930年建成時，這幢建築曾經是一種社會實踐工程，鼓勵人們過共産主義生活。這座6層的混凝土建築物以梁柱支撐，公寓房間很小，但有一幢鄰接的建築物，裏面設置公用設施：餐廳、廚房、洗衣房、託兒所、娛樂室和圖書館。在公寓的屋頂上是屋頂花園和公用日光浴室。在這幢大樓裏，生活完全集體化，走廊很寬，當早晨6點鐘起床號響起時，住在裏面的人們一起在走廊上做早操。
康斯坦丁·梅爾尼科夫這位曾經在1925年設計了橫跨塞納河兩岸的停車場的構成主義建築大師，在前蘇聯的代表作則是莫斯科的Rusakov工人俱樂部、他自己的房子和前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車庫。這些建築的現狀都不樂觀，Rusakov工人俱樂部的屋頂也有坍塌的危險。其中，國家計劃委員會車庫的外立面是一個巨大的圓盤，這一設計從法國大革命時期的視覺設計中借鑒而來，同時也呼應著車輪和機動車輛的散熱器。這座設計前衛的建築顯示出在當時的蘇聯，俄羅斯建築師們確實實現了現代主義的夢想，甚至可以説比任何其他地方的建築師都走得更遠，而且同時，他們也可以相容和重塑過去的設計理念。
這些老建築都被以照片的形式加以呈現。建築現狀的部分來自於攝影師理查德·佩爾的拍攝。從前蘇聯解體開始，佩爾一直專注于拍攝這些具有革命性但卻日漸失去光彩的建築。另一部分則來源於莫斯科Schusev國家建築博物館，這家博物館收藏有60萬份建築影像資料，這些資料檔案中則展現了這些建築當年的雄姿。兩相對照，新照片中是老去的建築，而泛黃的老照片中則是它們嶄新、新銳的樣子，完美遙不可及，而這仿佛將這場展覽變成了一首輓歌。“曾經這些建築被視為用來創造一個嶄新世界的載體，這個新世界將是高效率、整潔、高度科技化的，然而生活在那裏的一代代工人並沒能看到這樣的世界的到來，最終，他們再也無法維護這些建築。”英國《金融時報》評論説。
這是場短暫的迸發
這些已經被建成的建築某種程度上可以稱得上是粗製濫造的，因為在當時，蘇聯既沒有足夠的錢也沒有充沛的原料來建造它們，同時，勞動力也因為饑荒和連年的戰亂而被消耗殆盡。《金融時報》不客氣地説，這些建築“只不過是一場現代主義的布景”。
陪襯這些建築的則是同時代的藝術作品，大多是繪畫作品，這些作品表明瞭這是一個建築和藝術緊密結合的時代——建築師們通常也是藝術家，藝術家們也可以構造出一種幾何化的抽象建築形式。其間自由轉換的緣由被《衛報》的評論一針見血地指出，“革命不僅僅需要通過鬥爭而達成，也需要通過藝術來塑造形象。起重機是一個工具，它將藝術家的創造放大到一個最大的規模。”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一個非常魔幻的展覽。在其中，油彩可以塑造城市，而且效果非凡;工廠也可以是一件藝術品;而批量生産的招貼畫則極有可能是藝術家手工繪製的。然而，在國家機器面前，“創作的自由不可能長久”。
本次展覽的盡頭是一間陰暗的房間，裏面展現的是列寧陵墓的構建。列寧陵墓出自建築師阿列克謝·舒謝夫之手，舒謝夫因此獲得了“蘇聯功勳建築師”的稱號。然而，這座後構成主義時期的金字塔形建築，和當時的政治風氣相匹配，成為所有這一時期的建築中最為神秘、沉重的一座，也成了前蘇聯從革命烏托邦時代到史達林時代的轉型期的物化象徵。果然，在短短幾年之後，史達林就提出了“藝術需要和當下蘇聯的英雄主義一樣簡單直白”的要求，而這種社會主義現實風格立馬摧毀了此前風雲激蕩的藝術創作精神。
90年以後，俄羅斯石油巨頭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建議在聖彼得堡建造一座同樣高達400米的高塔，後來因為和聖彼得堡涅瓦河邊的景觀反差巨大而引發爭議。然而，這一以原油資本作為動力的構築物完全達不到塔特林之塔的想像力，它慶祝的是強盜資本主義，而不是革命。同時，塔特林之塔的影響力還包括在世博會和各大盛世舉辦地豎立起的鋼鐵高塔構築，倫敦奧運會場地上的奧運鐵塔也是其中之一。《衛報》評論説，“90年以後，我們的設計仍然在塔特林之塔的身影之下徘徊。”
值得高興的是，那些衰敗中的建築物將有可能得到翻新保存。那座曾經容納烏托邦理想的納康芬公寓樓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被改造成一座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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