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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之根的感召——敦煌與龜茲壁畫臨摹及其文化價值考論

藝術中國 | 時間: 2010-01-01 21:00:44 | 文章來源: 藝術中國

 

如果説張大千先生臨摹敦煌壁畫是為了開闢自己在藝術上的新境界的話,常書鴻先生則把敦煌事業當成了自己生命的意義和價值之所繫。

在赴敦煌之前,常書鴻先生就已對中國藝術何去何從的重大問題做過深刻的思考和理論上的表述,遭遇敦煌壁畫成為他一生的轉捩點,其內因自然是之前他對中國藝術之前途的思考和認識。

在常書鴻先生的奔走呼籲下,敦煌藝術研究所得以成立,許多熱愛敦煌藝術的人也在他的感召下毅然投身於敦煌事業。從此,敦煌藝術的保護、臨摹、研究和弘揚就成為有組織有領導的團隊行為。

常書鴻先生對敦煌壁畫臨摹的主要功績在於正確的策劃、組織和領導,以及有計劃有目的的展開臨摹和研究工作。在常書鴻先生的領導下,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了以段文傑先生為組長的壁畫臨摹小組,並明確了工作任務,確立了科學的臨摹程式和方法。

首先在於認識上,明確了壁畫臨摹的重要意義和價值。

認為壁畫臨摹是叫的響的工作,是研究工作的基礎,對於敦煌藝術的推廣和弘揚也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由於認識到壁畫臨摹的重要意義和價值,敦煌藝術研究所始終把壁畫臨摹工作作為首要的任務來抓。

其次是明確了臨摹的步驟和方法,使壁畫的臨摹走向了科學化和制度化。

臨摹的步驟:首先得弄清和理解臨摹的對象,這就需要做好臨摹前的準備工作和研究工作,弄清壁畫的故事內容和經典依據,以及古代匠人的巧妙構思,這樣臨摹時才能做到胸有成竹。其次是過好線描關。線描是壁畫臨摹的基礎,線條本身的頓挫轉折起伏變化能夠充分表現物象的情態和神韻,線描品質的好壞也直接決定著臨摹作品的成敗。再次是過好色彩關。敦煌壁畫體現著文人畫興起之前中國畫豐富的色彩生命,而經由千年歲月的洗禮,多數壁畫出現了變色乃至煺色,這就需要在臨摹時仔細研究古代壁畫賦彩著色的方法和規律,以及相應的變色規律,做到有科學依據、有的放矢。最後一關就是傳神關。這也是使臨摹品不僅只是原作的複製,而且是具有極高審美價值的藝術品的關鍵。

臨摹的方法:主要有三種,現況客觀臨摹,舊色整理臨摹,復原臨摹。

現況客觀臨摹要求臨摹工作者拋棄任何的個人主觀興趣,嚴格按照複製文物的要求臨摹,最終要使臨本達到盡可能“亂真”的程度。這是敦煌藝術研究所採用的主要臨摹方法,它可為觀眾特別是研究者們提供客觀真實的資料。歷次展出的各時代的代表作品,多屬此類。

舊色整理臨摹在顏色上完全按照現況處理,對於人物形象殘損的地方,則令其完整,這就必須進行一些調查研究工作,查看相同時代、相同題材的同類形象,弄清造型特徵、衣冠式樣和表現方法等規律,使人物形象在有科學依據的基礎上盡可能完整,但又兼具古香古色的陳舊風貌。

恢復原貌臨摹則是指恢復壁畫的本來面貌,使摹本既具有完整清晰的形象,又有鮮艷如初的色彩,讓觀者一睹廬山真面目。但是,要復原一件作品,不僅要仔細觀察臨摹對象,還要進行大量的研究工作,除了人物造型特徵、衣冠服飾的研究之外,更重要的是對臨摹對象色彩變化的研究,找出變色的規律,有根有據地、恰如其份地進行復原。這一工作難度較大,至今未大量開展。

段文傑他們通過各種不同方法的臨摹,取得了許多臨摹經驗,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臨摹工作必須以研究為基礎,從認識臨摹對象開始,掌握壁畫製作的規律,以便順利地進行臨摹;而通過臨摹又能加深對壁畫的認識,為從技法上、理論上進行研究奠定基礎。這樣研究臨摹、臨摹研究,反覆不已,就能把對敦煌藝術的認識不斷向前推進。例如過去有人看到早期壁畫人物肉體變色後形成的粗壯輪廓線,就得出壁畫風格粗獷的結論,看見唐代飛天變色後棕黑色的面部和肢體,就提出是否印度人種的疑問。所有這些問題,通過研究、臨摹,並借助於科學鑒定,找到了易於變色的顏料丹紅,就知道凡是變成棕色或黑色的形象,都是由於丹紅成分過多所引起的化學變化;有些淺肉紅色,則是由於固白色成份較多,而變成了灰色。這就糾正了過去的錯誤看法。

以常書鴻先生為領導的敦煌藝術研究所的壁畫臨摹工作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他們舉行的數次敦煌壁畫臨摹作品展不僅在國內産生了巨大的影響,而且還走出國門,被邀請到了印度、緬甸、日本等國。當世界各國人民得知中國敦煌還完好地保存著4一14世紀各個朝代的藝術匠師所留下的數量驚人的佛教藝術作品時,無不深表驚訝、敬佩,盛讚中國的偉大,認為莫高窟是世界文化遺産中無與倫比的瑰寶。特別是1958年,常書鴻應邀在日本舉辦的敦煌藝術展覽,在東京、京都兩地受到熱烈歡迎,天天都有成千上萬的人排隊參觀,日本的各家報刊、廣播以數百篇文章進行評介。各種規格的座談會、報告會舉行了數十次。一時間,日本國內掀起了一股敦煌熱。可以毫不誇張地説,敦煌佛教藝術轟動了日本全國,促進和加強了中日人民之間的傳統友誼和文化交流。

壁畫臨摹工作也為敦煌學研究的深化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別是其中各位畫家的分專題臨摹,造就了不同方面的研究專家,為我國的敦煌學研究趕上和達到世界先進水準做出了重要貢獻。例如段文傑先生對於服飾和飛天的研究等,解決了敦煌學研究中一系列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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