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煙霧繚繞的日子裏，美國作家安德魯·所羅門來訪，在他采寫的文章中，第一次以中國當代藝術的“教父”這個稱號把老栗介紹給西方社會。
《美術》雜誌編輯
老栗在小堡放眼望著剛建成的“宋莊美術館”時，坐落在“798”的尤倫斯藝術中心正迎來2007年11月5日的開業首展，是對“85新潮”藝術的回顧。“'85新潮：中國第一次當代藝術運動”，展出的作品都有不俗的展出、收藏經歷，對比當年這些作品被創作時從物質到精神的嘈雜，時隔20多年的回顧展被佈置得優雅純粹，普通邀請函與VIP邀請函的區別以及門口穿黑衣的保安形象，都突出了一種與身份等級有關的秩序。3天后的11月8日，老栗在小堡村支援了另一個對上世紀80年代藝術回顧的展覽：“1980年代當代藝術青島夢”。同樣是上世紀80年代的藝術群體，但在這個展覽中回顧的藝術群體則沒有輝煌的記錄，甚至至今無聞于藝術圈。
有人議論説，老栗是在與尤倫斯式的回顧唱對臺戲。其實更有感情色彩的原因大概是，對於老栗來説，“85新潮”並非是中國當代藝術的起點，或者是關於當代藝術的定義有別。
1978年老栗從美院畢業，隨後進入《美術》雜誌做編輯，這個時間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也是老栗的夢開始的地方。那時候《美術》的負責人是何溶，他被認為是一個開明的領導，“文革”前他的一篇《牡丹好，丁香也好》的文章曾引起過美術界的思想風波，“文革”後他又以一篇《再論牡丹好，丁香也好》的文章，鼓勵多種類型的藝術創作。當時這本雜誌周圍有一批藝術批評家，如水天中、劉驍純、郎紹君、賈方舟、彭德等，他們不僅介紹評論活躍于美術學院的青年教師和研究生，也介紹了“星星畫會”這樣的非學院藝術家，吳冠中、袁運生、尚揚、何多苓，以及雲南畫派和傷痕美術都是這個時段的受惠者。在1980年第三期，栗憲庭采寫了《關於“星星”美展》的報道，這是對星星美展最早的一篇報告。1981年，栗憲庭作為責任編輯在《美術》第一期發表了陳丹青作品《西藏組畫》，在同期封面刊發了羅中立的油畫《父親》。批評家賈方舟在多年後評價説：“羅中立絕不僅只是以超寫實手法畫了一個老農的肖像，而是提出了一個到底是誰應該被我們尊稱為‘父親’的問題。《父親》一畫將一個滿手老繭、滿身臭汗的老農指稱為我們的‘父親’，用肯定一種説法的方式來暗示對另一種説法的否定，這是在那個時代唯一可以使用的策略。”當時的省美協領導在審查這幅畫時，敏銳感到這位“父親”無言的逼問，但為了掩飾這種內心的愧疚，採取的措施竟然是給他的耳邊插一支圓珠筆，以增強“時代感”，以區別於“舊社會”。從賈方舟的敘述中清晰地顯露出，當時的藝術創作所處理的不僅是藝術問題，同時更是思想解放的問題。
1983年，反“精神污染”運動開始。今天看來，這是30年曆史中的一個不大的波瀾，所反的樁樁件件轉眼間都成了社會生活中最日常的內容。但是在這個小運動中，何溶和栗憲庭都離開了《美術》雜誌，何溶退休，老栗被撤職。
這本雜誌在當時是了解中國藝術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媒介。曾任編輯的王小箭回憶那時候《美術》紅火時，説，兩任編輯都在這種“獨此一家別無分店”的壟斷中獲得了權威性，使之能推動新時期的藝術與藝術思想的變革。
《美術》的後任負責人邵大箴同樣是一位開明的領導。高名潞説，他是“文革”之後介紹西方現代派藝術的第一人，為增加雜誌的活躍度，聘用了一些新編輯，高名潞、王小箭、黃篤、殷雙喜先後做過《美術》的編輯。這時一批更年輕的批評家，如范迪安、朱青生、侯瀚如、費大為、黃專、李路明後來都成了一方豪傑的人，都被拉進它的撰稿隊伍。他們介紹的藝術群體包括王廣義、舒群等人的“北方藝術群體”、張培力等在杭州成立的“85新空間”、黃永砯的“廈門達達”、王魯燕和顧德新的“新刻度小組”等等，形成了一個“85新潮”。
1985年，社會政治空氣已經寬鬆緩和下來，參與推動“85新潮”的還有這一年創刊的《美術思潮》、《畫家》、《江蘇畫刊》等一批藝術雜誌。《中國美術報》也在同一時期創刊，一週一期，4開4版，彩色膠印，由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主辦，主編是藝術研究院剛剛畢業的博士生劉驍純。這個報紙的體制非常奇特，研究所的張薔以個人名義立據借了20萬元事業開辦費，由參與辦報的5人共同承擔經濟責任。説是企業管理，但大家卻都拿國家工資，向國家借款其實並沒有抵押和經濟擔保，可創辦者卻真實地以為破産將導致傾家蕩産的償還，所以不僅想儘快還清債務，還想能多掙些錢。栗憲庭進入美術報，成了報社唯一的專職編輯，其他或由美所的研究人員兼職或外聘兼職編輯。它的“新興美術家集群”、“潮汛”、“新潮資料簡編”等欄目使它成了“85新潮”的重要陣地，關心藝術的人幾乎都是它及時的讀者。
但是，如王廣義在一段反省中顯露的，這時新的藝術思潮裏已經有一種潛在的分歧。他説：我們在學院裏的人因為看到了西方真正好的作品，儘管只是在畫冊上，所以都不把傷痕美術、鄉土繪畫當回事兒，又自視甚高，我直到畢業之後才認識到“星星畫展”、“傷痕美術”的重要性。王廣義在“85新潮”時，是屬於高舉哲學書的“理性繪畫”鼓吹者和踐行者，到1988年時他開始“清理人文熱情”，走向另一個藝術方向，他在1989年初的“89現代藝術大展”上展出的是他帶有“政治波普”傾向的毛澤東像。栗憲庭與高名潞、范迪安、劉驍純等一批“85新潮”的推動者們都參與了這個大展的籌備和策劃，全國幾乎所有新的藝術實踐都在這個大展中亮相，也幾乎窮盡近百年西方現代藝術的各種觀念。從嚴而論，“85新潮”在藝術史中如一場狂飆，拓寬視野，衝擊束縛，但其成績並沒有真正進入社會的審美觀念塑造中。
無論從哪個意義上説，這一年都是一個歷史的劃分點，“89現代藝術大展”似乎是為持續了10多年的新藝術做了一個總結，隨後的動亂又從藝術的外部環境給發熱的藝術潮流降了溫。1989年底《中國美術報》被迫停刊，老栗成了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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