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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要看到這種顛覆性在以“男性中心”文化為主流的社會裏，只能起到逐漸和局部地改變一些陳腐習規的作用，因為我們的文化和社會環境確實還不可能做到全面的“男女平等”，所以獨立於已有標準之外的新標準還難於建立，而且任何標準一旦萌生，立即會面臨挑戰。這就是“雙重性”的含義，我們既在已有的“好壞”標準裏用身份和性別意識進行抗爭，但又不自覺地受到“好壞”標準的影響。但即使如此困難和充滿困惑的對藝術作品進行評價，也比不經思考地按陳腐的觀點進行評價有價值，起碼，反思性的判斷使人類的藝術有了新鮮的活力。既然任何體系和標準都可以受到質疑，而任何體系都要經歷挑戰和變異，那麼，在當代文化語境裏強調性別意識，就具有積極意義。從另一方面看，“藝術只分好壞，不分性別”只是一種“理想”，“好壞”從來就不是絕對的，從來就沒有一個固定不變的標準。在“好壞”這一短語的背後早已隱藏著太多不屬於“好壞”的內容了，在使用“好”與“壞”的時候從來都遺留有很多遺憾。
“女性主義”藝術批評的實踐品格，和它産生的背景、原因緊密相關，那就是對男女兩性不平等的社會現實的思考，以及為改變這種現實而採取的行動。它的目的是要改變性別不平等的現實，所以，它的一系列的提問和回答都有鮮活的現實內容的回應，而不只是在書齋裏“冥思”。“女性主義”理論是在現實的挑戰和回應中産生和發展，因此它何以有如此豐富的包容性以及鋒利的批判針對性就不難理解。在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在不同的領域，對不同的種群都有不同的針對性。另一方面，“女性主義”也在經受不斷的挑戰，那是現實問題的挑戰，包括由現實引起的對“女性主義理論”的挑戰，而且就因為“女性主義”的實踐性使她面對現實而不是形而上的問題作出回答，所以存在著許多悖論和矛盾。這也使得“女性主義”理論具有反思精神，尤其對自身已有的的理論進行反思。唯此，女性主義理論才富有活力，才可能有持續發展的空間。
但是，“女性主義”的基本立場決定它對男性中心社會的批判，否則就是別的什麼理論，而不是“女性主義”理論。這是“女性主義”的實踐品格所決定的，而這種品格是社會的存在性質所決定的。所以，承認不承認“女性主義”的有效性，關鍵在於對男女性別不平等問題是否存在的判斷，而不是對問題程度的判斷。比如你覺得印度人燒死缺少嫁粧的新娘，而我們從不燒死新娘而只是溺死女嬰，問題比印度要小得多，所以我們不需要“女權主義”。
另一方面，如果你認為這個社會兩性之間並不存在不平等現象，那當然會得出“女性主義”要針對的問題是虛幻的假問題，“女性主義”是無理取鬧的結論；或者認為雖然社會男女兩性確實存在不平等，比如在基本的生存權力上女嬰的比例減少到將令社會不穩定的數量；或者在各級的決策層男女不成比例；或者社會資源的分配比例上女性的佔有率較小；或者家庭暴力中的主要受害者仍然是女性；或者鄉村失學兒童和文盲中仍然是女性比例為高；或者外國人領養的中國嬰兒絕大部分是女嬰……這些都是毫不足怪，理所當然，進而推導出只分能力強弱不分性別（藝術“只分好壞，不分性別”）的思想方式，也會得出提倡女性主義就是反現實秩序的另類，絕對不予認同的結論。而對這種性別偏見持懷疑態度，尤其是身為女性遭受不平等待遇，為保持自己的獨立思考和判斷力，力求尋找這不平等根源並且努力去改變現實處境的人們，會認識到只要人們的習慣思想仍然是“男尊女卑”，男性社會仍然以絕對的控制權規定女性的存在方式，那末，“女性主義”思想和立場就仍然有效，仍然具有批判的力量，並且成為她們奮鬥的動力和目標。
中國社會和歷史，中國的文化傳統以及婦女的發展和生存，有自己的問題特點，所以中國的“女性主義”批評理論，“女性主義”藝術批評實踐有她自己的目標和成長環境。必須有針對性地提出問題和回答問題，不應該為了“迎合”男權的“自尊”，或者為了從他們的“憐憫”中得到殘羹冷飯而貶損自身。既承認“技不如人”，又滿懷怨憤，既想迎合討好，又覺得委屈，這種中國傳統婦女精神中的負面性在“女性主義”批評實踐中還有待於充分揭示。在今天，女藝術家和女批評家的精神狀態仍然需要補上“五四”有關精神解放的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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