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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女性主義美學的緣起
隨著20世紀中葉開始的社會運動和婦女自覺意識的提高，女性主義者對傳統婦女創作展開了一連串重新開拓、發現和再評價。女性主義者鋻於女性藝術的次屬地位,掀起一股重新發現和評價女性創作傳統、彰顯女性藝術表達的熱潮。喬治亞·歐·姬芙(G.Okeeffe)、茱蒂·芝加哥(Judy Chicago)等女藝術家創造出作為女性主義藝術平臺的一套話語。這一話語宣稱藝術、認識論及批評操持著男性話語,因而美學上的顛覆勢在必行。 而導致這一美學思潮的原因有如下幾點：
(一) 婦女的創作或表達，在傳統的社會條件下，往往僅僅局限于手工藝、裝飾性或應用性藝術等次要的範圍，始終不能登“大雅之堂”;
(二) 婦女的藝術創作，從未受到正式的鼓勵或承認。他們在接受藝術訓練或教育的途徑上，一開始就困難重重，其後更難以進入男性主導的藝術專業領域。這個現象，是與婦女在社會中長期沒有獨立的政治和經濟地位相聯繫的;
(三) 在藝術觀念方面，由浪漫主義到現代主義甚至後現代主義，藝術家的作品，大多充滿雄赳赳的陽剛意味。藝術家筆下的女性，不論在繪畫或在藝術作品中，都是為要滿足男性的慾望而設。有人只出自5世紀以來，男人以穩妥地建立了一個以心靈、精神、理智為主的世界，這世界輕視肉體、感官、慾望和情感——即一切經常與女性關聯在一起的東西;
(四) 在藝術批評方面，傳統的父權藝術，總愛從高度主觀的觀念出發，從而建立起所謂的客觀的“真理”;這些“真理”對大部分女性作品，並不給與很高的評價。凡此種種，都造成了不利於婦女創作的處境。
二、對傳統西方美學的批判
美國女性主義美學家海茵(H.Hein)指出，專門處理感性知識的美學，在西方哲學中，經常處於一個特殊的位置，跟哲學的基本邏輯、形而上學、知識論和價值論等截然不同。女性主義美學也正好以他提出的“另類”的觀點，挑戰上述西方男性中心的哲學殿堂，提出對哲學的重構與反思。女性主義美學對傳統美學觀念作出了批判。 美國當代著名的文論家喬納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在他的《論解構》中，曾用不小的篇幅專門討論女性主義對所謂西方羅格斯中心主義傳統的解構問題。 在女性主義者看來，西方羅格斯中心主義的傳統與男權主宰的文化，與所謂的“陽性中心主義”都是一回事，因此，從“陽性中心主義”一詞進而又派生出“陽性羅格斯中心主義”這個使一般人更不知所云的概念。這種“陽性羅格斯中心主義”，意指對於男性權威的關注、意義的統一性以及確鑿性的本源三者都捆綁在一起，也就是説，這個世界是一個男性統治的世界，有關這個世界的一切解釋、有關這個世界的意義，最終還是男性説了算;女性主義興起之後，它對於“陽性羅格斯中心主義”傳統的解構則表現為：一是“考察當下的批評在批評程式、人事架設以及批評的目的等方面是不是與維護男性的權威一氣”，二是“另辟蹊徑”女性主義從本質上説也是對整個西方人文傳統的一種再審視、在思考。
女性主義文化和批評陣容強大，內容豐富，在長達半個世紀的不斷變化和發展中，形成了自己鮮明的個性，且具有異常獨特的風采和生動活潑、寓情于理的鮮活風格。
女性主義對康得哲學做出了批判。康得哲學之所以成為女性主義者責難的目標，部分是由於他的哲學本身的性質，部分也因為他對女性及婦女角色公開言論。現以康得的“品位”為例進行説明。康得對女性的觀點，和他的“品位”理論向照應。女人和品位，被認為是服從於男性化的道德和理性。這是因為女人和品位皆須被管制、約束，才能對文化産生良好的效果。康得美學指出，審美判斷或品位判斷，全賴於理解根想像之間有著和諧對應的關係，想像將直覺所接收的材料組合，以供理解把雜多統一起來。用康得自己的話説：“惟有理解才是法則的賦予者”。
女性主義學者把品位判斷中想像和理解的關係比喻為婚姻中妻子對丈夫的關係;想像與女性一樣，同樣要被剛性文化所支配。康得在他後期的著作《判斷力批判》中指出，真正的審美判斷是“非功利的”。審美主體應該排除一切實際利害關係的價值考慮、慾望與情感，專心致志的欣賞對象的形式。但康得筆下的女性，卻顯然缺乏這種全神貫注、遠離利害關係考慮的能力。此外，康得又認為，教育程度和文化水準高尚的人，才能運用道德律則來整頓被動的、雜亂的直覺和情慾，一如妻子之所需要被教導和管束一樣。
女性主義學者認為把女性排除在人類審美以及道德能力以外，可以溯源到康得對“形式”和“物質”的區分。在康得的哲學裏，道德與審美只與先驗結構的形式有關，而與雜亂無章的物質沒有一點關係。這種區分實質上重建了古希臘哲學中理性、形式與男性的接連和物質與女性的關係。女性主義之並不接受這種區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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