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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義與全球主義:美國藝術諸課題

藝術中國 | 時間: 2009-08-11 09:12:42 | 文章來源: 北京文藝網

藝術與激進主義

20 世紀80 年代不僅僅是繁榮與過渡繁榮的時代,同時也是遭受毀壞的時代。艾滋病的傳播造成了驚人的傷亡,疾病以及人們由此而生的冷漠,對藝術領域造成了沉重的打擊。此時一種激進主義的文化逐漸蔓延開來。無論是集體性的組織還是個人,從唐納德.莫菲(Donald Moffett)到哈林,都將藝術和政治行動結合起來,為同性戀者的權利以及艾滋病的預防而呼籲,不管是在文化機構內還是在街頭。當很多藝術家將藝術語言政治化時,菲裏克斯.岡薩雷斯.托雷斯(Felix Gonzales-Torres,1957–1996)則開始以詩歌性的作品形式,用極少主義的美術語言去闡釋生命、愛、死亡的脆弱與美妙,並且引起了大眾的參與。他允許觀眾將他的作品帶回家去,這使他的藝術實踐更為平民化,也將他要表達的資訊帶到了博物館高墻之外。通過戶外招貼板,岡薩雷斯.托雷斯大力宣傳他對於同性戀、艾滋病的看法,以及對於大眾的關愛。例如1989 年的作品《無題(Untitled)》,這是一幅畫在謝裏丹廣場(Sheridan Square)廣告牌上(20 多年前在附近發生了斯通沃爾(Stonewall)暴動),畫中開列出了一系列影響同性戀群體的重要事件,這些事件以年代順序列出,事件本身以及當事人似乎都以退出了歷史舞臺,但他們仍然具有喚醒人們記憶的警示意義。通過這種非常公眾化的平臺,藝術家為維護這些通常被歷史遺忘了的人們的權利發出了強有力的聲音。

與此同時,後現代主義者們也在開闢著多元文化的路徑。當歐洲藝術家們重新關注殖民主義的遺産時,對美洲土著人和美國非洲黑人的關注也開始重新浮現。在過去的數十年間,美國的非洲黑人曾經是美國藝術中濃墨重彩的一筆。當我們開始承認並修正由戰後主流意識形態所導致的片面歷史觀念時,藝術家們開始果敢地揭露美國過去醜惡的種族主義,以及黑人的隱忍與沉默。從70 年代開始,戴維.哈蒙斯(David Hammons,生於1943 年)就在街頭和博物館從事以黑人文化為主題的藝術創作。他以空酒瓶、沾染了雞油的袋子以及人的毛髮等為材料,不失詩意和幽默地將這些材料擺弄成美麗的藝術作品,以此表示對種族主義的批判,以及對獨特的黑人文化的敬意。在他于1986 年創作的雕塑《目標更高(Higher Goals)》中,籃球框由破舊的汽車擋風玻璃和電話棒製成,並用由啤酒瓶蓋組成的伊斯蘭和非洲風格的圖形作為修飾。過去在主流白人的排擠下,籃球幾乎是黑人唯一可能的獲取成功的途徑。

儘管20 世紀80 年代關於種族的政策環境比以往改善了很多,並且街舞等文化也興起,也出現了成功的黑人文化的領導者如歐普拉·溫夫蕾(Oprah Winfrey)。但是1992 年卻發生了一群白人毆打一個叫羅德尼·金(Rodney King)的黑人的情況,並且有錄影資料。由此引發的騷亂震動了洛杉磯,對O.J·辛普森(O.J. Simpson)明顯偏袒不公的判決也清楚表明瞭美國以前面對的種族不和問題依然存在。很多藝術家將注意力轉向奴隸制,以求籍此理解當下的問題。1992 年,藝術家費德·威爾森(Fred Wilson,生於1954 年)舉辦了里程碑意義的展覽“挖掘博物館”,展覽中,馬利蘭歷史協會所藏的很多蒙塵多年的關於美國非洲黑人的內容又重見天日,披露了很多一直被埋沒的故事。格林·利貢(Glenn Ligon,生於1960年)的以文本為基礎的繪畫,取材于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拉爾夫·埃裏森(Ralph Ellison)等人創作的作品,這些繪畫常常以蠟紙、煤灰等為創作材料,如鮑德溫所形容的,煤灰這種採礦的副産品似乎很適合表現美國黑人們的憤怒情緒。

卡拉·沃克(Kara Walker,生於1969 年)的作品,常常表現狂暴的種族虐待以及強烈的性摧殘及暴力,這些作品大膽地承認著大多數人更願意忘卻的過去。沃克慣於運用側面輪廓的構圖,這種19 世紀常用的手法容易將人拉回到奴隸制度尚存的美國。公然受到性虐待的女奴,受人歧視的黑人小孩,這些荒謬的景象都有所體現。這些喚起陰影的景象,令人們想起一段永遠無法擺脫的歷史,而那段歷史又是這些二維圖像遠遠不能完全表現地。通過這些作品,沃克在尋求著對陳規地突破。

美國夢

20 世紀90 年代,似乎在很多方面都預示著一個新時代的到來。美國經濟走出1987 年市場崩落之後又開始復興。比爾·克林頓體現了南方小城的男孩希望當總統的美國人的夢想,他的全民健康計劃表明瞭對貧困的工人和中産階級的福利的關注,他對於民權的興趣也促進了不同文化間的相互理解。冷戰結束,柏林墻倒塌,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結束,民主在全世界迅猛傳播。全球化呼喚著國家間更為自由的貿易,網際網路和電子郵件使世界變小。當美國夢想似乎要在全世界廣泛擴展的時候,美國的藝術家們開始對美國夢想這一概念的確實性提出質疑。卡迪·諾蘭德(Cady Noland,生於1956 年)的作品展示了一系列美國的歷史素材,包括國旗、牛仔形象、馬鞍以及美國汽車文化的殘跡。對過度和浪費(如他1989 年的作品《這件作品還沒有名稱(This Piece Has No Title Yet)》中大量百威啤酒聽桶所體現的)的寓意清楚説明瞭夢想的逐漸分散和消解。越南戰爭, 帕特·哈斯特(Patty Hearst)的被捕並變為恐怖主義,查爾斯.曼森(Charles Manson)的謀殺,諾蘭德的作品再現了諸多美國歷史上並不遙遠的篇章,而這些都是美國難於面對的。

類似地,藝術家邁克·凱利(Mike Kelley,生於1954 年)、保羅·麥卡錫(Paul McCarthy,生於1945年)和羅伯特·戈波(Robert Gober,生於1954 年)等都對家庭價值、宗教信仰,以及建立在美國夢想基礎之上的幸福家庭生活的情景,都表示了質疑。例如保羅·麥卡錫的作品《文化哥特式(Cultural Gothic)》,指出了在穀物滿倉的美國鄉村生活的背後可能會發生什麼,如格蘭特.伍德的作品《美國哥特式(American Gothic)》所描繪的那樣。在麥卡錫版本的作品中,獸行、男性至上、種族偏見,都在被一代一代的傳承。他在作品中用番茄醬和巧克力模擬血液和糞便,表達了對受壓迫者的擁抱,以及對社會化和主導秩序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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