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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藝術機構的多元化生存

藝術中國 | 時間: 2009-06-25 09:13:52 | 文章來源: 中國文化報 美術週刊 作者:盧緩

  從現狀出發,具有展示藝術作品功能的中國藝術機構大致可以分為三類,即各種性質的美術館、畫廊以及日趨熱鬧的藝術空間。原本單一化的國立美術館不再僅僅承擔展示的職能,逐步趨向集展示、研究、收藏、教育為一體的多元化姿態,同時各種名稱、目的、性質的藝術機構層出不窮,以至於中國藝術機構這個大盤在整體職能上呈現出必然的轉型時期,並且在某種程度上來看産生了一種所謂多元化的趨同效應,導致了我們不得不將它們進行歸類分析。

  中國藝術機構的職能轉型其實包含著三個層面的事實:第一,從現象層面而言表現為機構空間化與空間營利化。第二,其影響導致了美術館概念內部的功能細化以及藝術機構之間的趨同性。第三是最重要的,其存在的基礎是當代藝術運作邏輯的資本化。

  各種性質的美術館、畫廊以及日趨熱鬧的藝術空間這三種分類,按照嚴格的分類定義與西方成熟的藝術運作模式看,三者都包括了公共化與專門化、營利型與非營利型、公立性與私立性等多種不同的實質,在職能上三者應該各有側重、齊頭並進、互為補充,然而,當前的現狀正是逐步在打破原有的界線與分野,由內而外地進行著調整、重組和並存。

  首先,各種性質與名義的美術館日益增多。但是作為這些新加盟者的主體——私立美術館,其前身是一種私人收藏的公眾展示,更接近於原始意義上的gallery,而在這一形式日益氾濫的今天,私立美術館則更多地表現為投資者的文化形象塑造與多元化投資的努力、藝術策劃者和藝術家的創意及其與地方行政部門的文化政策意志的結合。由此,私立美術館便轉化為一種現實意義上的概念模糊的私立藝術機構。同樣,部分畫廊基於在整個藝術運作系統中擴張的需要,也積極尋求在自身的營業場地之外開闢公共的藝術展示空間,甚至針對畫廊的經營對象而展開這一類型的專門工作,再加上從概念到實踐全方位滲透的非營利空間的聲勢,使得藝術機構都不約而同地向藝術空間的形式轉化,即“機構空間化”。 事實上,這些機構往往游離于公共空間與經營場地之間,或多或少地具備三個特點:身份模糊、立場泛化、功能全面。“身份模糊”是指這類機構名稱、其所有制結構、運作模式之間的名實不符或者模棱兩可,蘊含著這類空間的公共傳播屬性與潛在的資本增值訴求之間的矛盾,因而決定了其運作過程中的“立場泛化”。“身份模糊”和“立場泛化”的不確定,使得這類空間在具體的操作過程中對於藝術展覽與活動的選擇表現出更大的自由度。“功能全面”並非是指各類職能的分工與細化,而是整體意義上活動種類的無所不包。

  其次,所謂的“空間營利化”,不是簡單地將這類藝術機構的運作等同於藝術經營機構與企業的買賣行為。其一,由於當代藝術的運作體系決定了藝術展示空間在作品闡釋與生效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客觀上將此類藝術機構置於藝術價格形成與利益分配的名利場中,同時政策的滯後與初步發展的當代藝術環境也使得成長中的非營利性機構的發展仍然面臨著諸多困難;其二,由於部分藝術機構在性質與運作目的上的模糊與曖昧,導致了主觀上其展覽形式成為藝術行銷産業鏈上的延伸,從而使得藝術空間的營利化不可避免。

  在美術館的層面,藝術機構泛化的趨勢便反過來影響了美術館系統內部的功能細化,以及具體的美術館運作過程中的不同傾向。姑且不論私立美術館與公立美術館實質上存在多少區別,不可否認的是,這一整體化的趨勢對於美術館的建設造成了以下影響:首先,這種空間化運作的傾嚮導致了傳統意義上作為美術館象徵的大型國立美術館與其他各類美術館之間在功能與目的上的差異日益擴大。雖然當代藝術已經走出地下狀態,不但在經濟領域獲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已正式介入官方美術機構的展覽體系,但是立場、文化形象的塑造與價值認同之間的距離依然存在。藝術機構,尤其是各類美術館形式的藝術機構的積極運作在豐富了美術館運作內容的同時,也強化了兩種話語之間略帶緊張的並存關係。其次,在各個美術館內部,兩種不同性質的展覽所體現的經濟性與學術性之間的平衡日益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

  應該承認,在上述這些現象背後起作用的深層原因即是當代藝術運作邏輯的資本化。近年來,為各界所津津樂道的中國當代藝術市場的繁榮催生了各種不同形式的藝術機構,但是肥沃的土壤同時也賦予了這些機構市場本位的特性,使得原本猶如食用植物、觀賞植物、經濟植物般性質不同的藝術機構,成為火熱市場暖棚底下的食用類、觀賞類、經濟類的農産品,成為可以計量與估價的對象。當然,現狀本身總是存在著正面和負面的多重屬性,尤其是中國藝術機構正處於從發展到成熟的自我調整、自我完善時期,其職能的轉型以及多元化表徵不失為一種以促進新生事物來改善和制衡原有狀態的顯著力量。

  2008年初,國務院下達了各個國立博物館陸續免費開放的通知。雖然這一舉措的實際社會效應仍待考察,但是這道以行政命令形式推行的政策卻在美術展館的公共性上推進了一大步。由此可見,作為配套措施出臺的對於國立美術展館的經濟支援方式的轉變將較大程度地改變日益受市場影響的國立美術館的運營模式,從而強化市場以外的驅動力量。這一資訊給我們的啟示是,對於中國藝術機構專業分化、互相補充、良性互動,業內多有共識,可是要完成從認識、實施到現實的轉變,關鍵還在於如何在市場主導的形勢下促成其他制約因素的強力介入,並逐漸形成新的制衡,顯然,這比對於當下職能轉變的學術意義的探討更加具有現實意義。

  (作者繫上海美術館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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