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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時光可以倒流，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麼？
回到我的童孩時代。
喜歡快還是慢？
離開中國去美國是1987年，感到美國節奏的快。現在離開美國去中國，感到中國的節奏快。喜歡在比較之間。
上海美術館 西方經典與雙年展的震撼
如果説，地處首都的中國美術館是代表國家意志的收藏及體現的美術館，那麼上海美術館則更多地敞開胸懷面向世界，從改革開放之初就擔負了面向海外主動吸收西方藝術之風，並傳播自己國家的藝術到西方去的重任。
1983年，改革開放之初的舉措——上海美術館舉辦的“法國250年繪畫展”震驚中外，當時我國美術館博物館沒有西方原作收藏，據現任上海美術館執行館長張晴回憶，當時尚在上高中的他為了看展覽淩晨2點掙扎著起來排隊，整整7天才輪上。加上幾乎同年舉辦的“英國十八世紀農民畫展”，第一次系統完整地引進西方美術史的原作，這讓從小學開始學畫一直臨摹印刷品的學生們首次真正面對西方經典藝術的洗禮。
“如朝聖般！”張晴用這個詞來形容當時的感覺，每張畫前站崗的武警更為這種近於宗教儀式的感覺增添了神聖莊嚴的氣氛，很多觀眾站在畫作前不走，還是少年的張晴只能跳起來越過層層頭頂張望眾人視線的那個小小的焦點，“望一眼仿佛就過了一輩子。”看到臨摹過的畫就激動得不得了，米勒的《拾穗者》讓他肅然起敬，久久不願意離去，上海美術館門外，觀展完畢的人相識抑或素不相識，此時為了同一個藝術的夢想與愛好都聚集在一起，熱烈地討論著。“之前人們看到《大衛之死》的所有國內印刷品，背景都是暖色調，直到看到原作，才知道，實際的背景應該為墨綠色。那時所有人都傻了，不看原作都不會知道以往的訓練其實都是在不準確的基礎上進行的，是在誤區上的奔跑。”張晴説。
人的觸及感的畫法，素描怎麼才能表達觸及感，這些只有近距離接近原作才能細緻分明地體會出來。“西方宮廷藝術畫中葡萄，透明的質感的表達超越了我們所有的想像，女人穿的絲綢的層層疊疊的裙裝，金銀器盛裝的水果，如果不看原作不知道標準不知道怎麼處理。”張晴説。
這一次與西方原作直接面對面，給人的精神上的震撼喜憂參半，憂的是，對觀眾的震撼改變了自己對於中國自編的西方美術史的評判標準。從物質上講，有些畫油畫的特別顏料國內當時全無可覓之處，以至於有些顏色光線效果根本無法達到。”張晴回憶説，“自己國家在油畫訓練上與世界的差距實在太大，而後來面臨更大的憂慮便是疑惑究竟什麼是西方油畫的表達標準，如何才能朝這個標準靠近。”
1988年，上海美術展覽館更名為上海美術博物館，這一次更名，並不僅僅是名稱上的改變，還有從注重展覽到注重收藏與學術的性質上的轉變。
然而，1980年代精神至上的價值取向從1990年代末期開始消失，1996年成為許多人心中的分水嶺，市場與精神的相互交錯，相互蹂躪，藝術市場顯然在這一場交鋒中取得了無可比擬的勝利，迅猛發展，精神性迅速萎縮。
2000年，具有美術史的意義和轉折意義的上海美術雙年展被正式命名為上海雙年展，以其學術性、獨特性開始打造中國當代藝術形象，如何獲得當代藝術的話語權，如何把中國藝術融入當代藝術成為上海雙年展探討的話題。當年雙年展主題為“海上·上海——一種特殊的現代性”，首次由中外策劃人組成策劃小組，由策劃小組推薦的外國藝術家是1990年代在國際藝術界很活躍的藝術家，代表了當代國際藝術潮流，並對當代文化問題有著積極的態度和敏銳的把握。
中國美術館曾經不請自來的行為藝術
從1963年毛澤東為美術館題寫門楣時將“中央美術展覽館”改為“中國美術館”確立它的國家美術館性質起，這座倣古閣樓式建築在45年的沉浮中樹立了中國國立美術館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1989年的農曆大年三十，中國現代藝術展選在中國美術館開幕。在做了多年的“柬埔寨圖片展”、“古巴圖片展覽”和“越南圖片展覽”後，中國美術館終於能辦一些“不一樣”的展覽了。全國186位藝術家的297件作品被分別安排在中國美術館一樓右邊的展廳(觀念和裝置藝術)、整個二樓(理性繪畫和生命之流)和三樓(新中國畫和新學院)。美術館對這個轟動一時的展覽最生動的記載隱藏在一份罰款通知裏：
“今年2月5日上午，‘中國現代藝術展’在本館開幕。由於違反展出協議和美術館明確規定，相繼出現在廣場上滿地鋪有展標的黑布，在男、女公用廁所挂上用紅彩綢裝飾的鏡框內寫著‘今天下午停水’的獎狀，于館內出現了三個身纏白布的人，一樓東廳有賣魚、蝦的，洗腳的，扔避孕套的，扔硬幣的；二樓展廳有人坐地孵蛋。我館當時向在場的主辦單位負責人提出要求解決這些違反展出協議的問題，主辦方卻未能完全制止，不得已由美術館將廁所內‘獎狀’拿掉。約11時，在一樓東廳出現了更為嚴重的參展作者開槍射擊問題。致使公安部門採取封閉現場，停止售票的緊急措施。”
通知裏描述的不請自來的行為藝術昭示了美術界在改革開放開始時的萌動。現代藝術家在1989年農曆最後一天以當時人們還無法想像的方式表達自己的內心情感和現代精神，希望國人在更開放的藝術形式面前大開眼界。但種種“破格”之舉給中國美術館帶來了麻煩，女藝術家肖魯一槍擊中自己的裝置作品《對話》，之後唐宋又開一槍，“開槍事件”的直接後果是美術館被迫關門4天。肖魯回憶説：“做《對話》是為了情感，打槍也是為了情感，15年不説為了情感，今天説出來還是為了情感，我就是這麼一個人。”肖魯説，打槍這件事，對自己只是一種鬱悶情緒的發泄。可是槍響之後，一切都改變了。兩聲槍響不僅成為新潮美術的謝幕禮，而且重新把前衛藝術推到邊緣的境地，它的極端與激進已經越過了中國美術館可以容忍的“臨界點”。此後十餘年間，前衛藝術再也沒能進入官方美術館的展廳。
不過幸運的是，人們開始思考美術到底是為了什麼，中國美術館的作用又是什麼。從那時起，美術館的工作開始走入正軌，並逐漸提供一些公益性的社會服務。
在中國美術館第四任館長范迪安看來，美術館就如同一家大型國企，在經濟轉型期遇到來自市場上不同成分經濟實體的競爭及管理制度落後的雙重挑戰。近年來私人畫廊的興起和國外知名畫廊的登陸標誌著人們藝術上的價值觀念正在發生轉變，中國美術館曾經是最好的藝術品唯一的“歸宿”，但現在在畫廊和拍賣會上也開始出現頂級藝術品，“它們從歷史和文化上還不能對我們構成衝擊，但已經開始侵佔我們的資源，干擾我們對觀眾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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