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鋻於2008年金融風暴的洗禮，中國的書畫市場經歷了一次痛定思痛的被動洗牌。整個中國藝術品市場近幾年的驟然勃起和迅猛發展，勢必會導致其在很多層面有悖經濟規律和藝術規律的感性成分居多，一旦遇上資本市場的強烈波動，這時候才會去痛定思痛，理性才得以回歸。
何謂“理性回歸”呢?它要回歸到哪個層面?我的理解是：所謂“理性回歸”是要回歸到學術層面上來，而不是因市場的波動來糾纏“非國粹”或“國粹”的畫種問題。繪畫藝術的價值體現，可能不會因中國或外國、古代或當代而有什麼質的差異。中外藝術都有著其不可替代、不可欺壓的價值取向，古今藝術也同樣有著各自的時代語言特質和價值體現。因此，我們不應該因一時的資本市場的漲跌而妄生狹隘的“民粹主義”去厚中薄洋;當然，更要防止時而厚古薄今、時而厚今薄古的投機思想。
我們應該明白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古今中外的藝術，不可能因一場金融風暴而變異其固有的藝術價值——雖説其經濟價值會因外在因素而出現較大或很大的價格波動，但它還是始終呈現著不斷上升的價值走向，所不同的是，不排除因社會動蕩和資本危機因素而出現時而波峰高、時而波峰低的現象。
藝術品的流通，需要和平的社會環境和繁榮穩定的經濟秩序——正所謂盛世話收藏。而收藏的要義是：學術的、藝術的、歷史的。當代藝術在去年年底遭受重創是事實，這正是一些當代藝術的創作以惡搞和醜化為旨歸所遭受的必然懲罰。不過，西方藝術機構對待中國當代藝術的認知和推崇大多也是源於文化視角。作為藝術界“最高法院”的美術館，他們從什麼樣的角度切入中國當代藝術呢?
梳理脈絡，注重文化延續是一種比較典型的角度。在紐約乃至美國的美術館，存在著一個漢學家群體，他們感興趣的是那些融入中國傳統文化精粹的中國當代藝術，認為這些藝術更新了中國傳統文化，甚至將其變得更有生命力。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亞洲藝術部策展人Maxwell K. Hearn(何慕文)曾就其策劃的中國當代藝術展覽表示：“幾乎所有這些當代藝術家都在運用中國的成語和典故，並清晰地反映了西方的流行觀念和知識，我認為，對於西方觀眾來説，這樣會讓傳統的中國文化變得更易理解。” 這種理念是很有代表性的，也是蔡國強、徐冰等藝術家能在西方社會取得輝煌成就的原因之一。首先，他們的藝術表達方式容易獲得西方觀眾的認同。其次，他們的題材、隱喻或者思想根源，很多來自傳統的中國文化和哲學思想，為西方觀眾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像蔡國強的火藥系列、爆破裝置、《草船借箭》等等，均利用了中國古代文明的成果去詮釋他的藝術理念。徐冰的《何處惹塵埃》、《新英文方塊字書法》等等，無不是借用中國傳統文化的傑作。何慕文進一步指出，“我要把當代藝術作為一道溝通東西方的橋梁。”那麼，這些遊弋于東西方文化之間的移民藝術家，無疑就是這座橋梁的最佳基石了。
為了讓傳統的中國文化使西方人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中國當代藝術家已經意識到重復或複製的結果只能是自我麻醉。推介和展示本土文化，不是簡單地、一味地合盤端出歷史的輝煌，而是要展示傳統文化給我們當代人帶來了什麼啟迪。正因如此，才得以構成西方人乃至西方藝術機構對中國傳統藝術和中國當代藝術長久性的關注。
所謂“越學術的越有市場”，説明藝術品的收藏其前提是考究一件藝術品是否具有學術價值。反思歷史和解讀社會是藝術家必不可少的命題，沉重的反思歷史和犀利的解讀現實是基於對社會的負責和對藝術的尊重，其與惡搞、醜化不是一個概念。因此，在我們分析“後金融危機時代”藝術品市場時，要客觀地看待當代藝術的多面性，我們在護持的同時不要忘了糾偏。不管從哪個層面來説：一、一個藝術品種其本身沒有對與錯，關鍵是要看具體的作品是高雅的還是庸俗的。二、作為當代人，我們需要當代藝術，因而我們無法回避當代藝術。
英國《獨立報》2008年11月16日以《世界震驚中國藝術復興》為題發佈了一份最“好賣”的當代藝術家名單。這份名單是根據全球最大的拍賣數據網Artprice和法國安盛保險集團對2007年7月至2008年6月2900場拍賣會結果的統計分析之後作出的。
排名在前20位的藝術家中，有13人來自亞洲，其中有11位中國藝術家。十強中的前4位分別被西方藝術家傑夫·昆斯、吉恩·米切爾·巴斯奎特、達米爾·赫斯特和理查德·普林斯佔去，亞洲藝術家佔剩下的六席，其中5人來自中國，分別是張曉剛(第5)、曾梵志(第6)、岳敏君(第7)、王廣義(第9)、劉曉東(第10)。日本藝術家村上隆位居第8。
《獨立報》認為，從這份名單可以看出中國藝術在世界範圍內令人震驚的偉大復興，“亞洲藝術”已經狠狠搖撼了“西方藝術”在藝術市場上長達500年的統治地位。10年之內，“亞洲藝術”將與“西方藝術”比肩站立在全球藝術品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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