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

①呂澎到武漢與武漢文藝界人士商談“廣州雙年展”之事。大家展開辯論，舒群的論辯被黃專譏諷為 “有感情，沒技術”。對舒群刺激很深，於是，開始精研分析哲學，重讀羅素、維特根斯坦、卡爾納普、波普爾、拉卡托斯、艾耶爾等人的著作。隨著閱讀的不斷深入，思想開始發生巨大改變，由一個存在主義者轉變為一個實證主義者並進一步轉變為一個結構主義者。

②創作《四項基本運算系列1–6號》（油畫）。開始質疑藝術寫作的劇場效應，並試圖揭示藝術寫作作為話語權力的運作機制。于 《美術》雜誌發表《圖式話語與字詞話語—藝術語言研究的嬗變和延伸》（這是一篇以福柯的話語理論為方法論工具的藝術語言研究論文）。

1991年

創作了 《文化POP•崔健系列》，開始關注解構主義及其文化價值（這與黃專提示情境邏輯有關）。一方面，話語的發放和它的情境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另外，話語本身並不是純潔的。就當時的問題而言，揭露意識形態的虛偽性似乎更是一個強問題，在這一認識的框架內，舒群又創作了《世界美術全集》系列，意圖指出話語是意識形態的作品。

1992年

由政治波普和潑皮畫風發動的意識形態批判已形成燎原之勢，在這一思潮中，莊重、嚴肅、崇高這些字眼成為假、大、空話語的同義詞。這使得政治波普與玩世思潮迅速蛻變為一種膚淺的認識論無政府主義，因而，使其本來具有的批判性淪為一種混世蟲哲學。基於這種認識，舒群決定在自己的創作中重建形而上命題，於是創作了《同一性語態•宗教話語秩序》系列。增加這個對“嚴肅話語”背景的考量或許會對中國意識形態場域中的話語批判提供必要的深刻性或曰“莊敬性”。此後創作的《同一性語態系列•一種後先鋒主義？》系列都是沿著這個思路構建的。

1993年

創作《一種後先鋒主義？》系列。

1994年

在武漢大學理學院舉辦“向崇高致敬”（舒群新理想主義藝術作品第一回展）行為藝術計劃，意圖在社會語境中測試其“知識考古計劃”的話語效應或普遍感覺。在研討會上，舒群介紹了其對西方思想史的研究，並宣告了“新理想主義思想綱領”的誕生，在這一研究綱領中，他把世界文明史上的理想主義話語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稱為“柏拉圖綱領”；第二個時期稱為“盧梭綱領”；第三個時期即舒群主張的“新理想主義綱領”。

1995年

①繼續有關“新理想主義綱領”的思考，進一步研究左派話語傳統，特別對法蘭克福學派作了深入研究。霍克海默的《傳統理論與批判理論》對舒群的思考給予了工具性的支援。

②《理想的衝突》這本書對舒群産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在他看來這本書所披露的情況已經清楚地告訴我們人文科學結束了。各種理想的衝突使理想的概念化為飄浮無據的論點。詞語的開放使意識形態轉變為CI、廣告詞和無意識習慣，任何道德律令不過是個人為自己選擇的遊戲和CI而已，沒有什麼絕對性。

③1995年是一個轉捩點，在此之前，為偉大的藝術事業和人類的進步事業奮鬥終身一直是舒群的堅定不疑的人生目標，但從閱讀本書開始，舒群對這種信念産生了懷疑，尤其通過本書對弗洛依德理論的濃縮闡釋，使之霍然頓悟！弗洛依德説：所謂的文化超我（我們説理想），其實是“一種以‘幼兒孤弱無依狀態的嚇人作用’為基礎的錯覺，那種狀態原來求助於父親保護，現在求助於天上的一位更加有力的‘父’了。” 弗洛依德稱這種錯覺為“人類的普遍強迫性神經官能症”。舒群忽然理解了杜尚對巴黎的藝術圈背過身去，而去做一名圖書管理員的道理。

1996年

有1995年的思考作背景，舒群第一次以一個普通人的眼光看世界，這使他有一種眼界大開的感覺，舒群忽然發現，“原來日常生活是這樣的美好並富有魅力”。這一年舒群和郭小暉開辦了一家設計工作室，面向市場開展平面設計業務。當時郭小力也和他們在一起。回憶起那段時光，舒群説：“我至今仍能記得第一次不以藝術家身份賺到錢的喜悅之情，我記得那筆單是一萬五千元人民幣，分兩筆付款，先付現金七千元，再轉帳八千元到我們的帳戶上。我記得當時拿到七千元的時侯，我很高興，我覺得那筆錢真的是太多了，如今即便我一次拿到幾十萬也沒那次感覺多”，那段時間舒群、郭小暉、郭小力常在傍晚或夜間去武漢大學附近的廣八街吃燒烤，那是一段充滿活力和生活氣息的歲月。挑燈夜戰的如火如荼，廣八街上不眠的燈火都是令人難以忘懷的。

1997年

①應德國“龍橋中德文化藝術交流基金會”邀請赴歐洲交流訪問，經朱青生聯絡，舒群、魯萌、張志揚、劉建華參加了這一計劃。此次歐洲之行舒群等人遊歷了德國的法蘭克福、海德堡、達姆施塔特、波恩、科隆、杜塞爾多夫、門興格拉德巴赫；荷蘭的阿姆斯特丹、海牙；比利時的布魯塞爾；法國的巴黎、奧朗日、阿維尼翁、尼姆、馬賽、土倫、嘎納、尼斯和摩納哥公國。參觀了二十多家博物館，其中包括德國的國家現代藝術博物館、路德維希當代藝術博物館、黑森州自然博物館；法國的凡爾賽宮、盧浮宮、奧塞博物館、蓬皮杜當代藝術博物館、羅丹美術館；荷蘭的皇家藝術博物館等。

②回國後舒群迫切感到時代發生的變化，“已經不能躲在象牙塔裏畫畫讀書了，否則不僅必被時代所拋棄，而且可能還會被生活所拋棄。必須直面人生而戰鬥，面向市場背水一戰！”於是舒群和郭小暉商談後把整個工作室搬到了北京，但進展不順利。

1998年

北京的公司失敗後，舒群和呂澎聯繫謀求新的發展，經呂澎介紹，舒群得以來到當時在全國很有影響力的房地産公司上河城工作，當時上河城成立了全國第一家民間美術館，舒群的職務是在這家美術館做館長助理。這期間他還推薦郭曉彥到美術館工作，任辦公室主任。而此時郭小暉也隨舒群一起來到成都，由於郭小暉在平面設計方面的業績，出任上河城的平面設計總監。

1999年

①這一年是上河美術館最有活力和色彩的一年，國際展事不斷，其中尤以柏林市市長的訪問和法國藝術大師《克洛德•維爾拉》展把上河美術館的藝術展事推向了高潮。在90年代末，成都成為國內一個藝術重鎮，其中上河美術館是這個城市裏重要的藝術平臺，周春芽、呂澎、舒群等人起到重要的作用，舒群和郭小暉當時為美術館設計的展覽海報有很高的水準，這段時間，舒群更像一個旁觀者隔一段距離觀察著藝術呈現出的景觀，不過也經常和郭曉彥、郭小暉切磋管理上的理念問題，舒群此時的角色很像是她們兩人的私人顧問。

②這時舒群的閱讀興趣已從哲學轉向了管理學，彼得•杜拉克的現代管理學、泰羅的科學管理理論、傑克•韋爾奇的領導藝術、查爾斯•漢迪的“似是而非的管理”、比爾•蓋茨的“把理想變為財富”的思想他都作了興致盎然地了解。尤其大衛 •奧格威的《一個廣告人的自白》更讓舒群感到膾炙人口。他説：“從大衛•奧格威那裏，我懂得了做任何事不分大小只要你理解它的意義就可以從中領會到真理和崇高。”

2000年

調入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藝術史和設計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