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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藝術體制化的異化及其批評
對上海美術館的拆分、威尼斯國家館以及成都雙年展的批評，反映了藝術圈對當代藝術體制化的失望。
這種失望表現在：當代藝術的體制化這一成果，沒有轉化為更高層次的學術和探索機制，反而為少數利益集團中途攔截並控制，成為由一個左右逢源的美術官僚群體獨享的肥水不外流的“麻將”遊戲。在體制內推進當代藝術的官僚群體由此形成一個“偽改革”群體，對這一群體的批評聲音在2011年達到高潮，尤其是針對上海美術館及上海雙年展、威尼斯國家館的體制批評，這一體制遭人非議之處，在於打著當代藝術的改革旗號退回到全國美展的官僚主義的操控模式。
近五年市場資本和官方機構的結合，造成當代藝術體制的異化，對這一現象的爭議集中在對成都雙年展的批評。成都雙年展背後的資本支援，創辦初期就來自民營資本和官方共同持股的聯合體。隨著金融危機的加深，成都雙年展的幕後資本亦産生國進民退，其結果即是雙年展的“嘉年華”或“旅遊節”化，消減了雙年展對當代文化的獨立表態。
雙（三）年展變成“嘉年華”、“旅遊節”以及官僚操控等異化現象，在上海雙年展、成都雙年展、北京雙年展等都愈演愈烈，這一問題成為藝術圈路人皆知的現象，雙年展、國家館以及各種政府大展的形象由此急劇下降，其後果則是當代藝術體制重回當年全國美展的“和稀泥”文化。
明星領銜的展覽不再有號召力
藝術明星在市場價格、媒體知名度以及展覽評價上的過度出場和拔高，同時他們的形象不斷企業家化、娛樂化和商業化，但創作上卻乏善可陳，不斷重復、內容空洞和故作姿態，使得對他們的展覽出場産生“逆反應”，即他們的個展和由他們領銜的大型群展，不僅沒有因為他們的參加令人興奮，反而只要他們一參加，這個展覽就讓人有厭倦感或“審美疲勞”。
較有代表性的例子是由明星領銜的號稱要“改造歷史”的超級展，以及尤倫斯中心推出的“一個名人加一個學生”展，幾乎一反常態的反應平平。這種走到盡頭的“名人效應”還體現在各種民營美術館推出的三十年回顧展、名人大型回顧性個展。
對有關“改造歷史”大展的資本來源及其異化模式的爭議，亦成為一個網路和媒體批評的議題。諸多當代藝術大展的運作模式正産生一種明星疲勞症的怪圈，即這種由市場操盤資本支援的民間大展，越來越類似于大片投資，只有某些明星的作品加盟展覽，投資人才會同意出錢，然而，只要這些明星的無聊重復的作品一旦參展，這個展覽又沒什麼意思了。但沒有這些明星參加，又傻又市儈的投資人就一毛不拔了。
與此相應，反而各種小型的藝術探索展逐漸受到歡迎，可見藝術展的影響不是靠錢、權力和明星砸出來的。
青年美展和藝術院校的實驗藝術教學的人文缺失
“技術先行、人文缺失”成為當代藝術尤其是年輕一代的藝術病症。2011年度的上海青年美展和中央美院舉辦的“全國藝術院校實驗藝術教學成果展”，一度引發了網路和媒體熱議。
年輕一代的藝術事實上反映了中國社會的經濟和文化狀況，比如新媒體、時尚娛樂和商業化，以及觀念藝術和裝置藝術進入院校教學，這些領域鋪天蓋地的滲透影響了下一代的藝術。新一代的藝術有進步的一面，比如在製作技術和對國際新潮流的形式跟進上，但年輕一代藝術的最大缺陷則是精神內容退回到時尚雜誌的水準，這被叫做“人文缺陷”。
另一個缺陷是，年輕一代在創作模式上仍然沒有超出八五新潮一代，依然是拿來主義，即拿國外的新潮形式和概念模倣改造一下。他們的困境在於，一方面，上幾代人在前二十年靠引進新潮語言在國人面前扮演“前衛”以及打中國牌的後殖民政治的紅利效應，徹底被上幾代人消費一空，但新的學院訓練和價值觀體系並未形成。造成年輕一代打不出什麼牌，甚至在學術訓練上並未超越徐冰這一代人的瓶頸現象。
中央美院搞的全國院校實驗藝術教學成果展正反映這一窘境，實驗藝術被設計成類似寫實造型的素描、寫生或藝術設計的構成訓練等課程，過於偏重形式練習、波普和觀念藝術的模倣，但幾乎沒有藝術思想、文史哲以及電影、音樂、建築等其他先鋒藝術的知識訓練，在這種教育模式下，當代藝術的新一代創造性的突破可能幾乎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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