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評價體系的客觀性。
建立評價體系,特別是進行學術評價時,總難免涉及主觀性與客觀性問題。這裡,我主要談評價體系的客觀性。在進行學術評價時最常出現的是兩個客觀的評判標準:一個是考辨其創新性,另一個就是考量其影響因子。
對於美術創作來説,創新性也很好理解,就是在原有研究基礎上是否有所突破?或者説在別人(或前人)的圖式上有所變異,具有一種“新”的品質。這個“新”的品質當中就包含有對“高”品質的評斷。對“新”的評價相對比較容易看到,有一個可以衡量(或參照)的東西,它關涉到藝術的個性問題,也可以説這一標準在促進個性化的發展,在張揚個人主義的藝術觀。對“高”的評價卻比較難把握,會涉及到很多的問題,會關注到文化的積澱與修養,比較容易滑入歷史主義的文化視野中去。在目前市場經濟環境中,“創新性”的評價標準容易片面,容易“趨時”、“尚新”,同時也促使當代批評軟化與矮化,難以堅持其學術評價的標準。可是,我們能否通過國家的權力方式進行干預?用國家主流意識形態加以引導?我想,不管是市場的介入,還是政治的介入,在介入過程中,藝術或學術自身又到哪去了?它還有位置麼?這不是説我還糾結于本質主義的思緒裏,而是在面對這些事情時,我們要考慮它的負面作用。比如説現在市場很亂,政治的主流話語介入的時候,可能在某些方面會有一種調整,但代價是什麼?
然後,便是影響因子問題。“影響因子”是一個很重要的評價指標,其測評點有兩項,即“自引率”和“他引率”。其“自引率”高,評價就低,那是負面的指標,而“他引率”高,就是你的文章被別人大量引用,學術影響大,評價就高。在現當代中國美術創作中,“自引率”是相當高的。一方面表現為風格定位與重復性的製作,另一方面表現為自我宣傳,為自己設定評價指標。這種“自引”現象不僅進入市場,也滲透在體制中,甚至在權力體制運作下影響當代美術話語的生産。“自引”問題是複雜的,而“他引”是十分有限的,不少還是依靠“自引”來帶動,這與現在中國藝術市場的狀況也有關係。應該説,“模倣秀”是“他引”現象,但對於創作主體而言,還有一個“引他”的問題。在學術上,引用他人的成果不僅要出注,而且在引用字數上也有所限制。但在藝術創作中,學習、模倣是正常的,也無法加以量化評判。特別在中國畫系統,筆法、手法及風格的承襲都是正常,而在當代的藝術評價體系中遭到質疑也是必然的。
第二,評價體系的普適性與特殊性。
普適性不是普世性,與特殊性相關,或者説,其不過將某一局部的特殊的地方性知識推廣開來。所以,“特殊”是前提,先具有特殊性,而後又具有顛覆性,才能成為具有普適性的知識。我們現在提“中國標準”,實際就是在民族國家意識下爭取話語權的問題,或者説,是針對目前全球化中的美國標準,但利弊如何?是否可行性?比如全球化,其歷程較長,是17世紀以來歐洲文化的全球性擴張。而全球化中奉行美國標準的時間會短些,在二十世紀,兩者都和他們的政治、經濟、軍事的整體擴張聯繫在一起。現在,我們強調中國標準有沒有一種“中國化”的意圖?當然,我們可以理解這只是我們抗拒外來文化的“入侵”手段與策略而已,是在當代世界文化多元化格局中一種文化的自覺行為,還是地區性的文化策略。但“走出去”呢?如何走出去?我們的文化是否具有擴張性?或具備一種顛覆力?它的理論基礎是什麼?具體而言,在中國畫創作領域,我們所強調的“當代標準”建立在什麼理論形態上?在油畫創作領域,我們要明確中國油畫的當代歷史地位,其評判的標準又是什麼?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中,我們能做到的,只是在全球化的視野中回過頭看清自己,知道我是誰,即強調自我,在個人主義的立場上面去實現其藝術主張。不少問題先放在個體方面去消化。
個體的流動性很強,文化聯繫也很廣泛。所謂的“走出去”,應先給藝術家打開大門,讓藝術家大量地走向世界。歐洲文化的全球化,就是一個“走出去”的過程,藝術家隨探險隊走出去了,藝術家觀察世界和表達對象的近代方式(即寫實表現體系)也隨著他們近現代的科學技術傳播到世界各地。我們應該看到傳播背後的那個價值觀,正是一種新的文化價值觀使他們的文化傳播發生效力,近代的思想啟蒙運動推動了科學技術的傳播,也推動了歐洲文化全球化的進程,那是一個系統,能夠互動的文化系統。那麼,中國現當代美術“走出去”依靠什麼?什麼類型什麼性質的文化能夠成為我們走出去的推動力?其價值觀的基礎是什麼?我們談政府行為,談傳播渠道,但我們先要知道我們文化傳播的內動力,我們要考慮我們文化的系統性問題。中國當代藝術有沒有核心的價值觀?有沒有可能具備核心的價值觀?我們有沒有讓自己成為文化帝國的可能?傳播的目的是什麼?是顛覆其他文化?也許這些都會成為我們目前研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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