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既然有了藝術創作，就理應有正常的藝術批評。
藝術批評幾乎是伴隨著藝術發展史一路蹣跚走來的，也可以説一部藝術發展史有多長,批評史就有多長。一部沒有嚴肅批評的藝術史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健康的，更是不幸的。
劉勰的《文心雕龍》，鐘嶸的《詩品》要算是古代文藝批評的良好開端和典範。
一般而言，批評包含著兩層意思：專指作品的缺失和不足，提出意見和建議，是為批;另一種是既指出缺點也指出優點，也可各自有所側重點，或兼而有之，是為評。可我們目前在報刊上所常見的大量文章,卻大多以評論為主，很少談及批評，有的簡直就是幾頁産品廣告説明書而已或者乾脆就是一紙畫家的一長竄藝術簡歷罷了。
批評太難，這是人所共知的。嚴肅的有學術價值的批評就更是難上加難了，這也許是因為很多的批評家有過創作的經歷，曾是創作者或是創作與理論兼于一身，對創作的艱辛與不易理解很深，所以筆下多留情面，多説好話為佳，溢美之辭過湛。正如王允《論衡》中所雲：“儒者之言，溢美過實。”有的視作品之缺點、病症于不顧，看作者的官位級別下評語，見風使舵，順水推舟，一謂的逢迎，漫天吹噓作品之市場價格，如已經被某外行長官收藏或被某外商高價定購等等，蓄意炒作，此為捧殺。不具備一個客觀公正的平和心態，順我者生，逆我者亡，信口開河，隨意指鹿為馬，惡意攻擊，用詞欠雅，此為棒殺。對於一位創作者來説,正常嚴肅的批評確實對自身的提高有益，只要不是別有用心的惡意歪曲，創作者內心是應該並且可以接受的。
對於一件藝術作品歷來就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深入的欣賞、品評尚且不易，不計較個人得失的批評就更難了，需要有極大的勇氣和膽識者才能為之，如果再沒有較高的文學藝術修養和廣博的學識，敏銳的洞察力是難以勝任的。在當今像金聖嘆那樣的批評大家實在真是少之又少，像戲劇家曹禺那樣虛懷若谷之人就更是難能可貴了。他不光是將畫家黃永玉在上世紀80年代初寫給他的措辭嚴厲且不講情面，對新創作的劇本予以批評的一封信裝幀並收藏起來，還在有美國同行阿瑟·米勒在場的朋友們面前恭恭敬敬地用滿懷感激的語氣念出來，令在場的所有人都肅然起敬。他把世間的一切榮譽與名聲都看得很輕想得很淡，而把嚴肅的批評演繹成了對藝術缺陷的真切悔悟，是一筆鞭策自己的珍貴饋贈，所以他要當眾感謝這一贈予。試問，現在還有誰能有如此坦蕩的胸襟，睿智清醒的頭腦和真誠平和的創作心態，請問,這樣的人不成為藝術大家誰能成其為大家?心胸狹窄者把批評看成沉重的包袱和負擔，覺得它礙事障眼，而心胸豁達樂觀者則會把它看作是“激勵”和“動力”，並勇於承擔和深深的感謝，用激勵成就完善藝術，也成就完善自我。這是一種真正的執著與超越，也是一種能夠打動人心的高貴境界。這種心態和境界正是我們所缺失的。
嚴重影響正常美術批評的大敵主要來自於兩個方面：一是庸俗化，二是商業化。庸俗化的批評自古有之，那些根本就不懂藝術，且無絲毫學術水準支撐，沒有任何藝術修養和文化底蘊的人，以一種非學術的態度，不以美學原則為辨別與評價藝術作品的判斷標準，專愛湊熱鬧，以作品的多大、多長，自封某某王，華夏第一，中國一絕，以破紀錄為賣點，信口雌黃，任意而為。商業化的批評在當今市場經濟的條件下表現得尤為明顯。作品只以賣了多少錢為衡量價值的標準，藝術價值被放置一邊避而不談。收了人家的錢或財物,理所當然就要盡力地去替人家説話，而且還要儘量地變著法兒去説好聽的話，看人家的臉色行事，儘是些讚美之辭。正所謂拿了人家的手短，吃了人家的嘴短。誰都很難做到能像當年魯迅的骨頭那樣硬，就是剛剛吃了人家的嘴也從來不短。
長此以往，所謂的批評也就只能是一紙空文而無人買賬，何談健康發展，試想，一個沒有學術、沒有良知、沒有誠信的美術批評還可以堅持多久，批評還能正常正規、健康有序地發展嗎?批評的無奈還要持續下去多長時間?
我們需要一個既健康活潑，又公正嚴肅，擲地有聲的美術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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