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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想換一個角度來説明專業化的弊端。在一次討論會上，我聽到過人們對於那類讀書破萬卷的老式學究的揶揄，譏笑他們不過是能走動的“活書架”。這似乎是鶴見佑輔在《徒然的篤學》中對19世紀英國大歷史學家阿克頓[Lord Acton]嘲諷的回聲。鶴見曾經寫道，阿克頓在六十年間讀了七萬多卷書，每一卷都做了校勘和批註，但從中“竟不能尋出一個創見來”，雖“以讀書為畢生的事業，而終於沒有悟出真義”，度過“可憫的生涯”，“這是一個悲劇”。鶴見説得不錯，阿克頓的確是當時英國人中間讀書最多的人。當他1901年中風並於翌年去世時，人們哀嘆他把巨量的未曾用過的知識帶進了墳墓。但是，他的生涯是否悲劇那就另當別論了。而説他讀書未悟出真義則只能説明鶴見的悟性出了問題。誠然，由於阿克頓有資料不全就不願意寫作的習慣，致使他所計劃的著作《自由的歷史》始終沒有寫成。然而，他實際上卻是帶著怎樣豐富的創見在構思那部巨著啊!布賴斯[Bryce]在一段相當出名的話裏説道：
二十年前的一個深夜，他在他自己戛納的書房裏，曾向我説明過關於這樣一部自由的歷史應該怎樣編法，甚至怎樣使之成為全部歷史的中心線索的意見。他不過談了六七分鐘，但那談話卻是像一個受了靈感的人的談話，他仿佛是從高空的某個山巔之上望盡了腳下人類進步的遼遠曲折的道路，從史前混沌的息米立亞人岸邊的朦朧陰影一直到光焰較強但仍然閃爍不定的近代。他那滔滔的雄辯是壯麗的，但比這雄辯更為奇偉的則是他那洞悉一切的驚人想像;它通過一切事件並且就在一切時代之中窺見了那些道德力量的作用;這些力量時成時毀，但卻始終不停地轉化;它們曾經形成並一再形成著人類的制度，並曾經將其瞬間萬變的能量轉化形式賦予了人類的精神。這情形恰似是人類歷史的全部圖景在一道陽光的照射之下而驟然閃爍起來。
事實上，正是阿克頓的廣闊的學識與想像的洞見互相輝映，正是他那種把揭示自由的過程當作歷史學家的責任的深刻見解，使他在古奇[G.P.Gooch]的名作《19世紀歷史學與歷史學家》[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中與梅特蘭[Maitland]並列佔據了重要的一章。
談起那些百科全書式的舊式學者，很多人都不以為然，而我則衷心地景慕他們。這當然絲毫不會貶損我對那些專家的敬意，但是專業化的結局的確令人擔心，因為完全依賴於自己的專業將會破壞人文科學的意義。
無須説，這種意義是建立在人類知識的整體性之上的。對於一個人文學者而言，他的基本工作大致就是運用語言這個工具去精研原典，竭力使典籍的塵埃變成珍珠，發出光彩。我們知道，最初的義大利人文學者正是這樣做的。他們在重新挖掘久被遺忘的古代拉丁文獻的過程中，一方面是抄寫、編纂、甚至印刷那些典籍，以確保其不淪為荒草;另一方面，他們通過深入地研究古典拉丁文的拼法、文法、修辭、歷史、神話、碑銘、古錢等等而把校勘[textual criticism]與歷史解釋[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的技巧日益完美地結合起來。在這種試圖重新掌握古典世界的真正遺産，並因此獲得那些適合發現這些遺産的技術的努力之下，他們很快就遠遠超越了中古時期對古典世界所具有的知識，從而保持了對古典世界的更全面、更深刻的記憶。若非這些人文學者的努力，很多古典著作，甚至包括柏拉圖和希羅多德等人的偉大著作，恐怕早已在土耳其人佔領東方拜佔庭帝國之後蕩為冷煙。無疑，失去了那種記憶對於人文學者來説是極其遺憾的，因為往昔的大師和成就乃是他們在一切生活境遇中具有指導意義的典範。
而現代科學的第一步，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跨出的。由於古典人文學者提供了古典的科學文獻，科學被醞釀、被催化了;由於努力地要在自然中看到古希臘學者宣佈已經發現了的東西，歐洲的科學家逐漸地發現了自然中真正存在的事物。把大自然之書看成是由數字寫成的這種信念，就是人文學者重新發揚柏拉圖傳統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這個信念激發了天才的大師萊奧納爾多 達 芬奇，使他想通過數字、重量和尺寸[numero，pondere，etmensura]去解釋和理解那顯現于亙古不移的自然法則中的理性。他不僅在他的筆記中不失時機地引用了在1426年才由瓜裏諾[Guarino]發現的塞爾蘇斯[Aulus Cornelius Celsus]的偉大著作De Medicina(一説為教皇尼古拉五世所發現)，而且他在研究水和空氣運動形式的筆記中還顯示了對於亞裏士多德哲學的了解，正是這種研究給他的《最後的晚餐》的構圖帶來了驚人的效果。他的筆記有幾千頁之多，滿布文字和速寫。這些筆記，人們越是鑽研就越是難以理解—個人怎麼會在那麼多不同的研究領域都獨秀眾儕，而且幾乎處處都有重大貢獻。後人由衷地讚美他是universal man，而他卻謙虛地稱自己為a man without letters。
在知識專業化、人格單向化發展的現代社會，人們經常用萊奧納爾多這樣的通才來反省我們的文化、來引發我們的嚮往，這是不無道理的。正如菲利普森[Morris Philipson]所説：如果把萊奧納爾多當作一種原型[archetype]，那麼它就是這個經常受挫的時代的一個理想的實現，是這個支離破碎的時代的一個完美的理念，是在這個狹隘的專業化世界一個樂觀的夢想者與實際的計劃者所能做到的令人滿意的結合。
以上所述，沒有什麼新鮮的見解，但是卻很容易使人想到培根的口號：知識就是力量!在20世紀50年代這句口號曾是一家雜誌的刊名，因此我在上小學的時候就對它産生了深刻的印象。然而正是前面提到的阿克頓，使我對這句振奮人心的口號有了新的看法。阿克頓尖銳地指出：力量傾向於腐敗，絕對的力量就是絕對的腐敗。此處，對於人文科學就像對於自然科學一樣，我毫不猶豫地同意波普爾的看法，即把人文科學看成是增加人的力量的手段，那恰恰是對於聖靈的犯罪。抵禦這一誘惑的最佳措施就是意識到我們知道得何其之少，我們所獲得的那一點新增加的知識中的最好的知識，開闢了我們全新的未知的大陸，正是通過這一事實，我們的知識才顯示了它們的意義。
伽利略正是在開闢通往未知大陸的過程中，提醒人們最好還是説出那句智慧、敏捷而 謙虛的話：“我不知道。”這句話成了創造新世界的宣言。他不僅是在為人類知識的自由辯護，而且也在試圖為人類創造出一些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
這些可能性，在人文學者看來，是把它歸於“沉思生活”的名下展開的，也就是偉大的美術史家潘諾夫斯基所稱的“心靈的活動”。由於我們無法僅僅從“行動生活”的角度來理解我們的世界，於是，這種心靈活動或者沉思生活便成了人文學者以謙虛的方式去參與創造現實的活動。這樣，從這種心靈的活動、而非心靈的財富的角度出發，人文科學的理想目標大致接近於智慧。早期的人文學者夢想的正是古典時代作家的aurea sapientia(黃金般的智慧)，他們要以這種智慧來反對那種瑣細無聊的詭辯哲學。在他們看來，真正的智慧所關心的是人類和他們的行為、個人生活和國家政府的行為，對美的欣賞以及對真理的沉思，特別是對宇宙和我們在宇宙中的地位的沉思。而詭辯哲學卻對於瑣碎的論點進行瑣碎的辯論，全然忘記了那些困擾著人類的重大問題。
因此，智慧本身就意味著責任，誠如一句短語所言sagesse oblige，是責任，但不是力量。“企圖兼有智慧和力量，過去極少成功，即使成功，也不過曇花一現”(愛因斯坦語)。在人類的偉大文化遺産日益受到威脅的今天，人文科學負有什麼責任，人文學者或者説知識分子是否還意識到他們所處的特殊地位?在我看來，這已成了我們學術生活中的一個重大問題。在這樣的形勢下，我們的藝術研究三藩，即藝術理論、藝術史和藝術鑒定這三個領域，如果總的情況依然是，理論家想當未來時代的預言家，歷史家想當過去時代的預言家，只有鑒定家在他的禁地獨享著藝術品評和真假歸屬的樂趣，而沒有一種力量能促使三者互相倚重，並匯為一強的話，那麼就藝術史而言，儘管有老一輩學者留下的學術財富，儘管有年輕一代中的特立獨拔之士，但是，要想使根基本來就很薄弱的藝術研究能夠為人文科學贏得光榮，這恐怕對於我們這一代而言，一直是飄浮在腦海中的美好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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