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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人類的符號化的思維和行為。人們精神交往的手段是由一系列可感知的符號單元組成的完整系統。德國哲學家卡西爾有句名言：人是“符號的動物”。符號學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古希臘醫學家希波克拉底把病人的症狀看作符號，被稱為“符號學之父”。符號最基本的功能是認知和交際。符號學是一個跨學科的新興研究領域，是邏輯學、語言學、哲學、文學、藝術、宗教學等眾多門類的交叉學科，側重記號的構成、表意方式和交流方式的研究。我國的符號研究可追溯到莊子時期。公孫龍在《名實論》中，提出了“物”、“實”、“位”、“正”等概念，他的“唯乎其彼此”的正名原則強調作為符號的“名”與指稱對象的一一對應關係。這是公孫龍名學體系的一個重要思想和基本原則，其《堅白論》、《白馬論》、《通變論》諸篇，都是遵循這一原則來展開對“名”的具體分析的。現代意義上的符號學研究在我國始於20世紀80年代。1987年，在青島舉行的首屆翻譯研討會上的幾篇以符號學為基礎的翻譯理論研究的文章，標誌著中國符號學研究的發端;次年，中國首屆符號學研究座談會在北京召開，標誌著中國符號學研究的開始。此後，我國學者開始大量介紹外國符號學理論，具有中國特色的符號學理論得以發展，即運用現代符號學方法研究中國古典與現代文化。中國的符號學研究大致經歷了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開始階段(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在我國符號學研究的早期，引進的符號學理論主要是關於文藝理論及其研究方法。其間引進並譯成漢語的經典文藝理論符號學著作有卡西爾的《人論》，朗格的《情感與形式》，巴爾特的《符號學美學》等。受此趨勢的影響，我國這一時期的符號學研究主要集中于符號學與美學理論領域，如趙毅衡的《文學符號學》，俞建章與葉舒寬的《符號：語言與藝術》，肖峰的《從哲學看符號》，楊春時的《藝術符號與解釋》等。此外，我國在這一時期也引進並翻譯了一些關於符號學或語言符號學方面的著作，如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教程》，池上嘉彥的《符號學入門》，霍克斯的《結構主義與符號學》等。這一階段的主要特點是對西方符號學家主要思想的介紹、對符號學理論的總體論述和研究。
第二，興起階段(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這一時期我國的符號學研究開始呈現多樣性。除繼續對西方一般符號學和語言學符號學理論引介外，引入分類符號學思想。譯作有艾柯的《符號學理論》，巴爾特的《符號帝國》、《神話──大眾文化詮釋》、《符號學原理》，格雷馬斯的《結構語義學──方法研究》等。部門符號學也相繼引入，如敘事符號學、社會符號學、電影符號學、話語符號學等。學者們或系統地介紹西方理論，或闡發個人觀點，或結合中國文化進行符號學研究。具有重要影響的著作有，王德勝的《科學符號學》，李幼蒸的《理論符號學導論》，楊習良的《修辭符號學》，丁爾蘇的《超越本體》，茍志效的《意義與符號》，陳治安等的《論哲學的符號維度》等。這一時期，中國傳統文化、哲學及經典作品中的符號學內涵開始得到中國符號學學者的關注。據筆者檢索並對1994─1999年CNKI期刊全文庫中以符號學為題名的217篇文章作歸類分析後，可以看到這一時期中國符號學研究的內容與特點。符號學理論研究文章68篇，符號學理論應用研究文章149篇。其內容涉及中國古代文化和哲學、中外文學、語言學、邏輯學、美學、翻譯、音樂、法律、廣告、電影、宗教、民俗、跨文化交際、各學科教學等諸多領域。這一時期研究的主要特點是：其一，對符號學、語言符號學基本理論的研究開始具體深入;其二，中國古代文化和哲學在這一時期開始受到重視，展開對先秦諸子的符號學思想的挖掘，對公孫龍的名學的研究，名實之辨、言意之辨中的符號學思想的探討;其三，符號學作為一種方法論開始應用於具體的語言研究，如語義學、修辭學及具體語言現象及外語教學中;其四，符號學理論被廣泛地應用到其他領域。
第三，全面開展階段。進入21世紀，我國的符號學研究全面開展。首先，20世紀90年代成立的中國邏輯符號學學會和中國語言與符號學學會，開始充分發揮作用;其次，一些符號學研究者積極參與符號學熱點問題的討論，推動了我國符號學研究的發展。2000年至2005年CNKI中以符號學為題名的文章共389篇，歸類分析後，可以看到我國符號學研究的迅速發展。符號學理論研究文章92篇，符號學理論應用研究文章297篇。該時期研究內容更加廣泛和全面。與發展階段相比，這一階段具有以下特點：其一，學術文章在數量上遠遠超過發展階段;其二，出現了對符號學名家理論的比較研究及對西方符號學理論質疑的文章;其三，更加深入地開展語言符號學研究，如丁爾蘇的《語言的符號性》，王銘玉的《語言符號學》等;其四，符號學思想與方法更加廣泛地應用於中外文學比較研究中;其五，對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符號學研究繼續向前發展;其六，符號學在譯學研究中的地位愈發重要。
我們在符號學研究領域已經取得了顯著的進步，但也應當清醒地認識到我們與國外符號學研究之間的差距：我國學者對一般符號學基本理論的探討還欠深入，專門從事符號學研究的人員、研究機構較少，部分大學只是面向研究生開設了語言符號學課程，但對相關理論與方法的介紹不足，符號學應用研究過於零散，缺乏有組織的、系統的研究。另外，對一些領域的符號學研究才剛剛開始，只有為數不多的幾篇文章涉及諸如音樂、法律、民俗、服飾等領域。一些領域還從未涉足，如動物符號學等。
雖然如此，但我們應對縮小與世界符號學研究的差距充滿信心。我國的歷史文化博大精深，我們擁有諸子百家的哲學、太極八卦、獨特的象形文字、蘊意豐富的唐詩宋詞、《史記》和《三國演義》等文學巨著，擁有豐富的哲學、文化與文學底蘊;其次，我國的傳統文化本身就具有豐富的符號學內涵，半坡遺址、山東大汶口遺址、敦煌壁畫、嘉峪關魏晉墓、麥積山雕塑、龍門石窟都曾發掘出先民的大量的符號實物;再次，我國古代文獻中關於符號的論述俯拾即是，為我們開展符號學研究奠定了深厚的人文基礎。總之，我國的燦爛文化和精深的哲學思想都蘊藏著極大的研究潛力，這一領域的符號學研究最具中國特色，必將會成為世界符號學研究中的一朵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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