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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過其實”，是在藝術審美中用獵奇性、誇張和放大的視野來審視作品的真實內涵和品質。譬如于丹對鳥巢版《圖蘭朵》的評價，竟然用“拉開了後奧運時代"新文化運動"的恢弘序幕”這樣非同尋常的字眼，將其視為中國文化一個強有力的品牌驅動而存在。這種批評有市場行銷價值，有搖唇鼓舌搖旗吶喊之勢，唯獨少了研究者獨特而清醒的學術眼光。與之相比，我倒是更為欣賞趙健偉《是誰誤讀了〈圖蘭朵〉》一文中所負載的恰如其分的剖析和闡釋的魅力。他説，“無論如何，我們也不能把欣賞歌劇與奧運激情混為一談，也不能把聆聽《今夜無人入睡》與觀賞劉翔的百米衝刺視為相似的激情宣泄，更不能把"中國不高興"般的民族情緒發泄到一部古典歌劇上去。這樣的演繹和誤讀，不僅會使普契尼的在天之靈蒙受羞辱，也會使原本藝術的、高雅的歌劇淪為廣場上的激情秧歌抑或大眾舞廳裏的搖擺舞。 ”而在當下論壇，于丹式的批評越位現象屢見不鮮，我以為這不是藝術研究中的好現象，我們真正需要的是趙健偉那種不媚俗不媚時尚的真實評判。
至於“用大炮打蚊子”的批評和“蜻蜓點水”的批評，也都是這個年代學術研究的偏離和錯位。他們動輒用一大堆生吞活剝的西方學術術語來研討本來很微觀很具體的中國本土作品，從而顯得華而不實，言不及義，白白辜負了那種大格局大門面的支撐，其實是塗脂抹粉的偽飾和裝潢。另一種則永遠用點到為止，沒有進入精神深層次探索的淺嘗輒止，來寫自己應景的文字。在那字裏行間，我們看不到生命的感應和接通，領略不到化你為我的視界融合，感受不到鑒賞的品位和審美的氣度。
研究和批評自身其實也是創作的一種，它們理所當然堪稱美文學的一部分。如以話語範式自成一體的自立自足而言，當代的藝術研究和批評顯然與詩性品格了不相關套用汪曾祺先生的語言，我想説那些學者之所以會用他們詰屈聱牙不著邊際的話語寫出了枯燥乏味的文字，只因為“他們的心不是水蜜桃，不是香白杏。他們的心是堅果，是山核桃”，這樣的心態多多少少會帶有一點教條主義色彩。而我本人激賞的研究方式無疑是理性結構與感性動力的合一。如果兩者不可兼得，我寧願取後者。實話實説，不是李澤厚的審美積澱，而是高爾泰的自由感性的象徵，更讓人為之欣慰和憧憬。因為那畢竟是更有生命力的，更有創造力的。
當然，取法乎上，有時候會讓我們感到力不從心，不過，即使等而下之，即使降低藝術批評的審美標準，我們也不會滿足當前八股式樣的文風的到處充斥和氾濫。譬如現在的不少學者好像不怎麼會説家常話了，而是熱衷於板著面孔説教，或者用誰都不懂的雲山霧罩的話語寫他們理論的烏托邦。也難怪本來是跟藝術相關的文字系統，因此卻不再獲得讀者的充分理解和認同。
歸結起來，原因在於這種研究缺乏彈性的格調，尤其殊少人間情懷和趣味，不免令人望而生畏。尤其對於戲劇文化來説，劇場本身就是充滿變動不居的生命氣息和激情的場所，是演員和觀眾一同做夢分享儀式的地方，是從現實生活湍流裏打撈上來的活生生的遊魚逃離了理性束縛和規則制約的網……於此我們對戲劇的理解、剖析和閱讀，難道不也應該恰如其分地烙印上自己心靈深處的火花以及情感沸騰時的光澤?看來，戲劇研究和批評是該脫下過於理性的外套的時候了。
愛戲劇的人，不妨讀一讀彼得-布魯克的《敞開的門》，或者到翁托南-阿鐸(通譯阿爾托)的《劇場及其復象》中找尋真實而有活力的靈感之源。當然我們借鑒的不是概念術語，而是他們用心靈底蘊捕捉的藝術生命現實。看看人家是如何用美妙的思維構建精神殿堂的。而之所以要如此，只因為當代中國的藝術研究和批評還做得遠遠不夠精緻和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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