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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中國的藝術理論從某種程度上來説是匱乏鑒賞力和感受力的，更別提具有那種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生命想像力了。
理論究竟能不能指導創作?我很懷疑。但是，好一點的理論至少是提醒創作者避免走入瓶頸、雷區和陷阱的必要方式。而這首先就需要我們的理論研究保持足夠的感性色彩，能夠把握作品的整體價值、審美意蘊和形式意味。否則，用完全概念化、邏輯化的認知來解讀藝術文本，許多時候都會是言不及義的“隔行如隔山”的誤解和撞車。當年王國維在探討詩歌寫作和鑒賞的法門時，曾經提出“隔”與“不隔”之説。如果借用一下，是不是可以這樣來看，當代的文藝研究和批評距離創作者的真實感悟太遠太隔膜，是真正的“隔”，所以作家、編導和演員才不買批評者的賬，因為只有“不隔”的研究，才讓人有如遇知音的感覺。實事求是地説，作家的原創力就在於他們有很強烈的審美感受力。那目光通常是刁鑽的，他們看問題就是比一般的理論工作者要精當敏銳切中弊端。也許理論研究中，普遍匱乏的就是對研究對象的貼近感、穿透力和把握力。而這很大程度上來源於研究者在審美過程中只片面注重邏輯思維和抽象概括，而忽略了他們的理論思維背後恰恰需要足夠感性的動力支撐，這恐怕就是造成研究者和藝術實踐者無法展開有意思的深層次對話的關鍵所在。
如果換個角度，藝術實踐者和研究者如能建立良性的溝通，至關重要的是後者的解讀不是先入為主地拿體系和框架來肢解人家的創造，而是沉浸在作品從內涵到形式的整體格局裏，用自己獨特的感受力、理解力和想像力來為作品提供一次全新打開、釋放和煥發其神采的可能和契機，而這樣高水準的鑒賞確實是鳳毛麟角。所以我覺得用理性過當、智性欠缺、感性匱乏來形容當今的中國文藝研究和批評，大概並不為過。不客氣地説，我們的藝術研究倘若還是重復在學院體制裏，用西方的邏輯模式和生硬的術語閹割活生生的藝術創作的話，倘若還是缺少感覺的支援，現場的梳理，而只憑木乃伊般的僵化史料來分析精神生産的模式和規則的話，那麼創作和批評的良性互動就基本無法實現而只能半途而廢。
許多時候，哄抬炒作之風已然淹沒和覆蓋了具體文藝作品的貨真價實。不必諱言，許多藝術家和作品顯然是被“高估”了，而對其進行的過度闡釋則更是抵消了藝術審美的判斷力和鑒賞力。
其實，藝術批評的公信力和權威性在時下的中國並沒有獲得足夠的落實。噹噹吹鼓手或者幫人抬轎子，幾乎成了批評者的天職和義務。在這裡思維敏感性的匱乏和良知的缺席大概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
我把這種現象稱之為創作和批評的不對稱。而造成這種不合理狀況的深層原因，有一點不用回避，就是我們的研究者本身就是鑒賞力不足的群體。
鑒賞力不足主要體現在批評和研究的錯位和越位，比如我們常犯的毛病有 “言過其實”、“用大炮打蚊子”、“蜻蜓點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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