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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慶偉:開放邊界的藝術與藝術史

藝術中國 | 時間: 2011-11-14 13:44:21 | 文章來源: 99藝術網

關注新世紀十年藝術發展的人不免發現,這十年的藝術史已經很難用一個詞彙來概括,儘管不少藝術史學者都在進行著修辭學、語言學或藝術流派歸納等方面的努力。

“我很贊同那為拉美作家博爾赫斯的觀點,人類都被一種無窮無盡的偶然性和可能性擺布。人類的本質就是脆弱,就是貪婪,叔本華説的好,唯有藝術才能使我們擺脫一切的桎梏,進入一種世界的最高層次之中”[1] 身處80年代“文化熱”中的藝術家更多的思考著精神層面的東西——思想獨立,不少人已然讀到了貢布裏希的著作以及其相關的美術史理論,在《藝術發展史》導論中——“現實中根本沒有藝術這種東西,只有藝術家而已。”——探討藝術與藝術家的關係的文字,正是一種藝術創作傾向;而在該書“改變著的歷史”章節的第一句話中鮮明地表達了這種態度:“我們的歷史知識永遠不會完備,永遠有新事實尚待發現,他們可以改變我們對往昔的認識。”藝術、乃至歷史知識的標準變得沒有嚴格界限。杜尚的《泉》讓以上理論成為現實,有人説杜尚解放了藝術,而更多人承認,在觀念方面真正自由的杜尚改寫了西方現代藝術史。不僅如此,反美學潮流以及“現成品”藝術同樣也已成為後現代藝術的重要標誌。

“人人都是藝術家,一旦與他們相應的自由創作活力被激發並彰顯出來,他們固有的藝術癖好就會使無論何種媒介都轉變為藝術作品。”波伊斯如是説,他試圖改變人們對藝術家所固有的認識論,同時強調藝術作品的媒介突破。而今天的藝術無論是題材還是內容無時不在朝著多元化發展,中心與主流不再是常態化的産物,邊緣與碎片卻時常帶給人無法忽視的效果。“藝術終結”或“藝術死亡”這樣的字眼不斷進入人們的視線。

對於歷史學的研究方法也在發生著變化,20年代末,以年鑒派為代表的新史學逐漸發展,並在50年代後成為西方史學研究的主流。以重視政治史、英雄人物史的研究為代表的傳統史學,逐漸被新史學拓寬了研究的領域,與人有關的歷史——經濟、社會、人口、性別、日常生活——成為了新史學研究的對象。在研究方法上吸收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甚至是自然學科的研究方法,注重對研究對象上下文的分析。由於新史學的缺陷,在進入80年代後,回歸傳統史學的趨勢在西方史學界出現,人們不禁問道:新史學是否已經走向窮途末路了呢?

2007年,在中國當代藝術界,關於新繪畫的討論變得增多起來,呂澎在文章《新繪畫的歷史上下文》中,對“新繪畫”進行了概述:

適合使用“新繪畫”這個詞彙的地方發生在“玩世現實主義”與“政治波普”以及它們的交匯處,如果一定要找尋它們的共同點,那就是:沒有本質主義的追問,卻有現實問題的揭示;不是西方主義的標準,卻有全球化的普適態度;不再攻擊具體的目標,卻有並置出來的衝突;不討論什麼是藝術,卻堅持藝術史的立場;沒有獨一無二的闡釋,卻有截然鮮明的觀念。[2]

雖然我們僅能從這段概述中找到關於新繪畫的一種模糊概念,精確地塑造形狀的傾向被隱藏在各種藝術創作中,但呂澎在文章的最後依然坦誠:“歸納‘新繪畫’的風格與語言特徵很可能不得要領,我們通過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圖像學、心理學以及微觀科學的方法都能夠找到‘新繪畫’的因素,原因在於,‘新繪畫’是充滿生機的全球化時代中複雜問題的産物,全球化中的中國是‘新繪畫’最基本的語境,‘新繪畫’的複雜與豐富性既是這個語境的結果,也是這個語境的組成部分。”關於新繪畫的討論也被具體地展開,“新繪畫的邊界在哪?”便是其中的一個具體問題,但問題的答案並沒有那麼簡單,參與研究、討論的人往往從具體的案例進行抽象的總結,雖感覺時時都已抓住了“新繪畫”的邊界,但又總是與之失之交臂。而藝術的邊界卻總是交叉融合同時又各自獨成體系,我們在討論藝術的邊界時,往往離不開對藝術媒介的討論,同樣的,藝術的媒介變得寬泛與綜合,跨媒體——這一概念已經吸納越來越多的藝術家與策展人進入,誠如2010年,中國美術學院融合油畫係、展示文化中心、新媒體系、綜合繪畫係成立跨媒體學院,不僅融合了不同的藝術形式同時將展示(視覺)文化研究納入其中,跨媒體這一模糊而綜合的藝術命題進入學院並開始走向學科化建設。

探尋事物本質是具有智慧的人類的本能追求,每個概念或理論的提出總會招致具體的批評與反駁——問題的關鍵是我們不能因此而拒絕新概念或理論的提出,“概念一旦被建立起來,就出現了對立和界限。”——這不失為我們探討藝術的邊界等問題的有效途徑。誠如我們在討論水墨、傳統問題時所喪失的基本共同出發點。每個概念的提出都有其特殊的語境與上下文,但是我們決不能將此語境與上下文盲目的貼上時間的標簽,巫鴻在《美術史十議》中對中國美術史的寫作方法的“開”與“合”概念,強調必須從“開”的角度研究審視的領域是現代和當代美術,“對這種線性系統的打破,以超越中國的空間聯繫代替中國內部的時間延續作為首要的敘事框架。”同樣的,我們在努力探尋藝術的邊界時,不妨將藝術本來就模糊的邊界開放,以期迎來開放邊界的藝術及藝術史。

[1] 1984年5月24日張曉剛致周春芽的信,《失憶與記憶:張曉剛書信集(1981—1996)》,北京大學出版社

[2] 呂澎:《新繪畫的歷史上下文》,刊登于2007年第5期《藝術當代》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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