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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符號學的實踐
英國學者哈特和德國學者科隆克在二人合著的《藝術史：研究方法導論》一書中，有《符號學》一章，主要討論索緒爾和皮爾斯的符號理論及其方法，並將其放到藝術史研究的實踐中進行具體闡述。[5]
按照通常的説法，符號學是研究符號表意的科學，包括表意的機制、過程、系統，涉及類比、隱喻、蘊意、傳播、反饋、交流等環節，其核心元素是符號與象徵。符號學同語言學密不可分，二者的研究對象直接相關，大體上有三方面。一是語義學，考察符號何所指的問題，二是句法學，考察符號間的關係，三是語用學，考察符號的使用問題。語言學一路的符號學，起自索緒爾，包括俄國形式主義和法國結構主義，稱符號學的歐洲學派或法國學派，以法國後結構主義文論家羅蘭·巴特為現代符號學的重要人物。巴特對符號學發展的貢獻，主要在於他超越了索緒爾的語言學局限而走向了文化研究，將能指與所指的關係向前推進了一步，使語言學的所指變成文化研究的能指，從而指向一個更具深意的所指。在此，巴特不僅將語言符號學引入象徵符號學，也賦予符號學以社會和政治意義。
哈特與科隆克的《符號學》一章，先以第一節講解索緒爾關於能指與所指的問題，並借美國當代藝術史學家、批評家羅薩琳·柯勞絲(Rosaline Krauss)對畢加索的一幅立方派室內靜物畫的解讀，來闡述其理論和方法。然後，二位作者在第二節轉向皮爾斯的理論和方法，探討20世紀後半期美國學者夏皮羅的實踐，指出他沒有機械地套用符號學某一特定學派的分析模式，而是將其與多種方法結合起來，開創並拓展了符號學在藝術史研究中的運用。
在西方學術界的藝術史研究領域，梅耶·夏皮羅(Meyer Schapiro，1904-1996)有著特殊地位，他的學術事業成長于美國本土，他是標誌美國在二戰後學術獨立的第一代學者，同時他又承傳了歐洲學術，是溝通美國學術與歐洲學術的集大成者。在藝術史研究和藝術理論與方法的運用方面，夏皮羅不僅是潘諾夫斯基、阿多諾、本雅明的繼承者，也是他們的朋友、同事或有一面之交。更重要的是，他將沃爾夫林的形式主義藝術理論，引入到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歷史方法中，將不同時期的學術思潮貫通了起來。因此我們不難理解，夏皮羅在哲學方面也融會貫通，將海德格爾和梅洛·龐蒂的現象學、將列維·斯特勞斯和雅克·拉康的結構主義和精神分析、將杜威的實用主義等歐洲和美國的現代思想，引入到自己的藝術史研究中，形成了美國學術的特色。
對此，西方學術界有一共識：夏皮羅為藝術史研究作出的貢獻，主要表現在如下方面。其一，他主張通過高度集中注意力的“觀照”，來對藝術作品進行探究式的視覺形式分析;其二，他指出藝術的實踐無論是不是一種異化了的活動，都是體力與智力的雙重形式的勞動;其三，他認為藝術作品的含義既來自作者意向，也來自讀者接受的歷史過程，二者的對話決定了作品的意義;其四，他宣稱“批評理論”並不在於建立一個體系，而在於有體系地從事批評活動。具體地説，在研究方法上，夏皮羅有六大治學特徵。其一，在視覺分析中以形式分析為基礎，其二，在圖像解讀中以潘諾夫斯基的圖像學為參照，其三，在作品闡釋中強調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其四，將現代符號學引入藝術史研究和批評實踐，其五，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入藝術史研究和作品分析，其六，反對存在主義在藝術研究中的非歷史傾向。
在以上這萬花筒般的理論思想和方法論語境裏，我們閱讀《符號學》中關於夏皮羅對符號學的運用，應該注意一點：雖然夏皮羅對羅蘭·巴特情有獨鍾，但他更傾向於皮爾斯的理論，換言之，他在歐洲學派和美國學派之間發現了連接點，這就是符號意指的延伸與擴展，這使符號學的運用不必局限于索緒爾語言學關於能指與所指相對應的説法。
如果説夏皮羅是將符號學引入藝術史研究領域的先驅，那麼相對而言，荷蘭學者米柯·巴爾(Mieke Bal, 1946-)便是一位新起者，是在視覺文化研究領域裏運用符號學的典範。在《符號學》中，兩位作者也重點考察了巴爾的符號學方法實踐，這便是她對倫勃朗等古代大師的研究。巴爾對符號學的運用，不是嚴格追隨索緒爾或皮爾斯，而是取其所長來建立自己的方法論，其特徵也是多種方法的綜合與靈活運用。
哈特與科隆克在《藝術史：研究方法導論》中對符號學方法的探討，以評述某一學者的具體研究為基礎，重在分析其操作機制，並給予相應評價，這給我們的藝術研究提供了實踐的參考，尤其是對我們從符號學的角度去理解圖像再現問題，具有參考意義。
[1] W.J.T. Mitchell “Representation” in Frank Lentricchia and Thomas McLaughlin 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1995, p.11.
[2] Alex Potts “Sign” in Robert S. Nelson and Richard Shiff Critical Terms for Art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2003, p.17.
[3] 出處同1。
[4] 出處同2。
[5] Michael Hatt and Charlotte Klonk “Semiotics in Practice” in Michael Hatt and Charlotte Klonk Art Histor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Its Method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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