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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對面”中，針對這一問題的解讀同樣帶著擔憂。書中列出的數據顯示，我國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中，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弟有1100萬多人，而且今後5年，我國城鎮化率將提高4個百分點，意味著還將有5000萬人“進城”，將增加約800萬適齡隨遷子女。
在城裏上學的“民工娃”越來越多，但針對他們的教育政策卻仍然存在種種缺陷。“面對面”指出：“一些公辦校入學‘門檻高’、部分民辦校教學品質低、在當地接受‘初中後教育’難等問題依然突出。”
“城市的建設和發展，凝聚著進城務工人員的勞動和汗水，讓他們的子女安心上學，是當地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面對面”的編寫者們在書中如此強調，他們提出的措施是：“應該將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義務教育納入當地教育發展規劃，納入區域教育管理體系，指導和督促公辦中小學做好接收就學和教育教學工作。提高公辦校對隨遷子女的接收能力。降低入學門檻，簡化入學手續，禁止收取借讀費。”
除此之外，作為補充，應建立健全以接收隨遷子女為主的民辦校的審批、管理和扶持制度，將教師培訓和教學研究納入本地規劃，幫助改善辦學條件。制定具體辦法鼓勵公辦校對民辦校結對幫扶，組織管理人員和骨幹教師輪流支教，鼓勵社會各界向其捐資助學。
“教育不公”源頭在“機制不公”
即便“有學上”已漸漸不成問題，但被認為是“社會公平基石，人生公平起點”的教育公平，其含義遠不止於此。
“做了15年老師我想告訴大家，這個時代寒門再難出貴子！”不久前，一名中學教師在網上發帖稱，現在成績好的孩子越來越偏向富裕家庭，在網上引起了熱議。
“從‘有學上’到‘上好學’”，這是“面對面”一書中“如何解決教育公平”這一章節的標題，而它也正好切中了這個問題的關鍵：“不論是很多家長頭疼的‘擇校’,還是不同地區考生接受高等教育機會不公平……這些都反映出城鄉、地區和校際之間教育發展的不平衡以及不同群體之間接受優質教育機會的不均等。”
從“接受教育”機會的不均等，到“接受優質教育”機會的不均等，“面對面”的編寫者試圖強調，我們在推動教育公平工作上的重心已經發生改變。
寒門為何難出貴子？除了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教育投入不足等問題外，“制度改革滯後的掣肘”被該書編者提出來加以強調：“例如，城鄉中小學校教師編制和工資待遇缺少統一標準；教師合理流動制度、省級政府統籌管理推進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發展的機制還不完善；而隨遷子女無法享受‘同城待遇’,根本在於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導致的‘身份壁壘’。”
中央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採訪時説，他非常認同應從社會制度層面去思考這一問題，“教育不公的根基在於社會基礎環境上的不公。比如，城市居民和一個偏僻鄉村的農民，其所能享受的權利就有非常大的差距。作為其中一個層面，教育領域自然也承襲著這種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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